摘要：为探究中国转型期社会、道德领域失范问题，借助帕森斯AGIL框架，分析涂尔干各时期著作中对职业群体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述。分析认为：现代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个体性趋向普遍性，但国家与个人过于疏远造成社会失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设立中介组织——职业群体。
关键词：涂尔干；分工；职业群体；有机团结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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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学教授、第一本社会学杂志和第一家社会学协会的创立者。他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甚至成为法国中学德育教材，这得益于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严谨的科学方法。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明确将社会学主旨界定为“医治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分析其思想核心，对解决当前中国转型期的若干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一、分工的问题
《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第一部著作。在此著作中，涂尔干通过对分工功能、原因的分析，表达了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思考。这集中反映在涂尔干对分工的矛盾态度上：他在文章开篇阐述了分工的诸多功能，但在结尾又表达了对分工的担忧，这种矛盾态度展现在个体与社会2个方面。
第一，分工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在《社会分工论》第1卷中，涂尔干认为分工减少社会成员的相似性，社会联系的纽带由压制性法律转为恢复性法律。前者对人身的限制很多，而后者主要是针对物的规定，从人身限制到重视物权，体现出对人格的尊重。因此不管是对个体消极限制的减少还是对积极保护的增加，都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与之相反，在《社会分工论》的第3卷中，涂尔干认为分工使人越来越专业化，分工越细，人就越被限制在狭窄的领域中，随着技术、社会的进步，人也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环节，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这种异化状态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有何影响？在《社会分工论》第1卷中，涂尔干提出以环节社会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看似牢固，但刚性结构容易断裂，其成员轻而易举地通过迁徙等方式摆脱氏族的控制［1］。而社会分工减少相似性，表面减少了约束，但个人承担自己的部分职能，与他人、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从中央政府到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也大量增加，社会团结的基础从环节社会过渡到组织社会。但在《社会分工论》第3卷中，涂尔干提出失范的分工，也就是分工瓦解了机械团结，但此时有机团结并不能马上实现。集体意识衰落，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这可以通过破产增加、[HJ2mm]劳资冲突，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体现出来。为此，涂尔干甚至提倡加强政府集权，因为相比集权的约束，无政府状态、社会混乱更让人难以接受。
总之，涂尔干对分工持矛盾的态度，《社会分工论》的中文译者将这一矛盾称为涂尔干思想的困境，但我们从中更能看出涂尔干思考的严谨。《社会分工论》第1版序言和第2版序言的变化便体现了涂尔干思想的发展，第1版更多的是对社会失范的困惑和担忧，第2版对职业群体的长篇论述，表明他对这些困惑有了答案，那就是发挥职业群体的作用，重塑集体意识，重建社会秩序。
?二、对涂尔干职业群体观念的?AGIL分析
AGIL框架是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基础。其基本观点是：无论整个社会行动系统，还是家庭、社群、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等，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结构，这些结构在其运行中既要求着、也发挥着某种特定功能，把这些结构概括出来，就建立了一种关于一般系统的结构功能框架——AGIL框架。虽然帕森斯的理论因其晦涩、保守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AGIL框架作为一种工具，对人们进行社会分析却大有帮助。借助AGIL框架将涂尔干散见于各著作中对职业群体的论述整理出来，可以清楚看到职业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为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打下基础。
(一)经济上的契约公正
适应，即社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功能，动物通过消化系统吸取能量，社会同周围环境具有多层面的能量交换，其中经济系统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而现代社会分工发达，可以说经济系统建立在交换关系上。像古代民族没有共同信仰就无法生存一样，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要就是契约公正。
1.契约的基础
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论文集中，涂尔干论述了契约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血缘盟约到交纳抵押物的物权契约，再到包含宣誓、按手礼等形式的要式契约，发展到单凭意志宣布的合意契约。从根本上说，每一次契约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离不开契约，每一次都需要明争暗斗，使人筋疲力尽，因此就需要契约法来降低交易成本。它根源于图腾、宗教等传统，是复杂经验的结果，规定了人们缔结契约的责任和义务，并具有强制性。但法律有组织的规定总是有限的，而社会领域却是无限广阔的，因此法律之外还存在着道德的压力，也就是说契约要符合社会的要求，比如契约应是公平的，契约不能使社会受到损害等等。这种道德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违背了这种社会感情，契约也会失掉自己的价值。
法律和道德在此的作用可以通过生物学的类比表现出来，就像有机体在脑脊系统之外还存在着交感神经系统，使内脏活动形成自然协调。人类社会在政府即法规这一大脑之外，也需要自己的交感神经系统，把各部分组织起来，根据市场信息发挥调整刺激的能力，在正式契约之外建立和谐的自由契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社会有效运转，“如果说行政法、契约法是社会的脑脊系统，那使社会各职能之间形成和谐运作关系的交感神经系统就是行业公会”［1］。
2.契约公正需要反对继承制度
纵观契约的发展历程，合意契约这一形式最简化，对道德的要求也最高。这也预示着从合意契约中将发展出公平契约，即个人财产应该与他为社会提供的服务相对应，只有当使人们分化的经济不平等全部来源于不相等的服务时，这种财产才得到?承认。
为实现公平契约，需要发展人们的财产道德，这种发展有一个根本的障碍，即继承制度。继承制度造成了人生而贵贱有别的状况。以生存为目的的阶级一定会不惜代价，使自己的服务可以让另一方接受，而另一个阶级可以没有这些服务，因为其可以依赖特有的资源。如今，职位、头衔或官爵等地位的继承已被推翻，但财产继承仍被人们所认可，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共同占有制的存续。但实际上，个人财产是一种以个人为始终的财产，财产继承制是与个人主义精神相违背的。如果财产继承需要废除，那么每一代人留下的无主财富由谁来继承呢？人们不能把如此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而应把这些财富分配给个人。这种分配任务应由谁来行使呢？家庭正处于分解之中，并远离经济事务，宗教组织早已失去其权威，惟有职业群体能胜任这项工作，因为它们结构完备，能处理特殊利益，也能伸展到国家的各个地区，并与个人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它们能够满足财产继承人和分配人的所有条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