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互惠行为
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生产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应当是最有效率的，即小私有者生产经济应当是最有效率的。然而这一理论难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小私有者生产经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或许有论者会说，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小私有者生产制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分工和协作［17］。而笔者认为，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资本主义精神，而17～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精神是“世俗的禁欲主义的结果”［18］。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非常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但不同意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源自于“世俗的禁欲主义”的观点。哈罗德?J?伯尔曼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精神“是当时所谓的公共精神的结果，这种公共精神并不是反映为命定论和神秘的个人主义教义，而是契约和契约共同体的加尔文集体教义”［19］。这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源自于新教的勤俭节约的个人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而是公共精神生长的结果［19］哈罗德?J?伯尔曼认为，资本主义源自共同体主义的突出例子，有17世纪末出现的股份公司、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和美国的信托法。这里“公共精神”类似于强互惠行为，每个人都努力维护公共契约——加尔文集体教义，并对不遵守公共契约的行为进行惩罚。加尔文集体教义这种宗教性契约延伸到经济社会里的经济契约，每个人都努力遵守经济契约，包括企业内的公共契约。这种公共精神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维护了契约的尊严，提高了合作效率。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没有这种观念的支撑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
然而当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成为历史的必然。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几个世纪，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共精神却并没有像经济发展那样得到长足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始终没有走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从而反复出现经济危机，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和谐［20］2012年1月24日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前夜，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对媒体说：“资本主义体制在社会团结方面有所缺失，所以出现了问题。我们犯了罪。现在到了改善资本主义体制的时候了。因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制呈现向竞争一边倒，结果所有国家和社会都产生了多达2至3成的大批落后群体，如果不能和他们抱成一团，社会团结就会产生问题……过时的资本主义体系把我们逼入了危机。”2011年6月英国《经济学家》公布的“全球扫描”调查公司所做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调查表明，美国人认为自由市场是世界未来最好体制的看法已由2002年的78%下降到51.5%，而在法国只有不到1/3的人还认为自由市场是最好的选择。美国的两党制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相互竞争而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减赤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21］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取得了年均增长9.7%的巨大经济成就。从观念的角度而言，中国能够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弥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缺陷，主要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正因为有这种观念的支持，才使得在艰难的经济发展方式探索中始终奉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念［22］不少人往往对自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产生很深的误解，以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的状态。事实上，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截至1978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有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3 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固定资产的25倍。按经过调整的国民收入统计口径计算，从1949～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 846亿元，29年间增长了11.29倍，年均增长9%。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20世纪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OECD国家6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中国改革前30年的增长率低得多。即使在1966～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6.62%，仍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4%、西德的3.4%、加拿大的4.6%等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然而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却遭遇到各种阻力和矛盾，最主要的是社会中部分人的自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公有制经济受到侵蚀，譬如不少国有经济的领导者为了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公务员贪腐现象较为严重等。这意味着人们的观念还难以支撑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还难以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仅有技术支撑还不足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必须有相应的观念作为支持［23-24］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8版的前言中指出，决定人类行为最根本、最长远的力量，一个是经济，另一个是宗教。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宗教视为一种观念。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观念的君王将是未来的君王，即观念不但主导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主导着一个社会人们合作的方式。哈罗德?J?伯尔曼认为，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但有不少人把竞争片面化，把经济竞争视为经济战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这是不正确的。竞争应当是基于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竞赛，应当是正和博弈［25］蔡元明把竞争区分为“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所谓外部竞争，就是在遵守竞争规则的基础上一方通过竞争取胜另一方。这不同于战争，战争通常不遵守“游戏规则”，譬如宋襄公墨守成规遭至失败。所谓内部竞争，是指为了整体利益而开展的竞赛。换言之，竞争是在合作框架内的竞赛，不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经济热情，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现在需要竞争，将来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提高了，仍然需要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