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人的行为方式即自利行为、互惠行为、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不同的行为方式要适合不同的环境，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市场环境中，如果信息是对称的、行为不具有外部性，那么自利行为是帕累托最优的；如果这2个条件不满足，那么互惠行为应当得到鼓励；在企业、政府等组织中，强互惠行为有利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在社会交往中，鼓励利他行为，有助于营造和谐、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自利行为；互惠行为；强互惠行为；利他行为
中图分类号：F012；F019.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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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世界，美国绕开联合国侵略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伊拉克，致使该国几十万无辜平民丧生；华尔街的贪婪引发美国的次货危机，从而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贪婪也导致了欧洲的债务危机，进一步使全球经济陷入了“严冬”。再看国内，“瘦肉精”、“苏丹红”、“地沟油”等防不胜防，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政府腐败之风愈演愈烈。难道这个世界真会像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所说的那样，人类自私的劣根性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地球的毁灭吗？笔者认为，对于人类及其前途不必过于悲观。国际社会仍然有不少国家主持正义，维护国际和平，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了，人们时时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今并没有爆发。在中国，虽然制假贩假大行其道，但是不少百年老店仍然为人们所青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但是像孔繁森、王英这样的好公仆仍不乏其人；虽然人们感叹人情冷漠，但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双关爱之手伸向受灾的难民，使他们顺利地渡过了这场天灾，体现了人间的大爱和真情。近几年评选出的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事迹感动了亿万群众……人们没有理由对人类的前途持悲观态度。那么，如何认识人类的行为、克服人性的弱点、彰显人性的美好，从而使人类幸福而和谐地生活呢？事实上，人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多样，并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人都是自利人。如果人类只有自利行为，那么人类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除了自利的行为方式以外，人类还有互惠行为、强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行为方式应当与其环境相协调，否则就可能事与愿违。同时，应塑造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相一致的行为方式，抑制贪婪自私的人性弱点，那么经济社会就能得到和谐发展，人类的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
?一、人的基本行为方式
人有4种基本行为方式，即自利行为、互惠行为、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这4种行为实际上都是由自利行为导出的，譬如互惠行为是自利人基于自利计算的结果，同理，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也是如此。我们强调，有些互惠行为确实如此，如果这类互惠行为是出于自利人理性计算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把它视为自利行为而不把它视为互惠行为。本文所谓的互惠行为是当做与自利行为并行的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它与自利人基于理性计算的互惠行为的行为基础是不一样的，对此后文将进一步阐述。同理，本文所谓的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也是当作人的基本行为来看待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一)自利行为
自利行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利人假设，该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代，由于商品信息的不对称现象不是很严重，跨时期交易量较少，因合约的不确定引起的纠纷和矛盾较少，因而每个市场交易主体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也能促进社会福利的增进。亚当?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是一个由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工匠和地主组成的世界，并不存在现代大生产制造业和服务设施。”马歇尔时代则与亚当?斯密时代完全不同了，赫伯特?西蒙指出：“马歇尔舍弃了人是完全利己的假设。”［2］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分工不断地深入，不同分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日益严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因此各市场主体对所交易的商品信息的了解越来越有限。正因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自利的经济人就可能利用隐藏信息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即利用信息不对称现象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论述的“柠檬市场”现象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所以竞争的结果不一定都是“优胜劣汰”，往往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导致社会福利的增进，而是整体社会福利的下降，甚至于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状态”。为了避免“丛林状态”的恶果，经济社会通过立法规范市场行为，强制市场交易主体揭示商品信息、公开操作过程、承诺售后服务等。通过制度规范消除商品交易信息不对称现象固然具有积极作用，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制度规范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市场交易主体依然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隐藏方式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竞争不同于体育竞技，体育竞技有一个共同的竞赛规则和执法队伍，并受到观众的监督，因而比较容易分出优劣胜负。即使是这样，像中国足球那样的“黑哨”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更何况各种商品之间同质性较差，商品种类繁多，经济执法很难像体育竞技那样公开、透明，因此经济竞争的乱象更胜于体育竞技。要消除因信息不对称现象而引致的社会福利下降，仅靠制度规范的他律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培养市场主体的自律性，实现市场交易的互利双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福利的增进。
(二)互惠行为
经济社会除了自利行为外还存在互惠行为。瑞士苏黎世大学著名实验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Fehr等通过博弈行为实验发现，人类存在广泛的互惠行为，即使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并不能在当时或未来产生任何收益，或者即使他们面对的是陌生人，也仍然有一部分人会对友善行为做出报答，并对敌对行为进行报复。他们把前种行为称为积极互惠，把后种行为称为消极互惠［3］。互惠行为意味着人们不但关注自身利益，也期望增进他人的利益。18世纪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人类普遍具有同情心、感激心、责任心、愧疚感、羞耻感、公正感等道德情感，这些道德情感常常左右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忽视这一点，对人类行为的认识就是片面的。事实上，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谈到了人的“同情共感”现象。他指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和对不公平的强烈怨恨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把“同情”与“自由”并列为人性的两大特征，这一思想对后世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共和政治影响很大，可惜并没有对追求科学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根本性影响。但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识却并没有被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和发扬。如果人类普遍具有了“同情共感”，那么很多“零和博弈”、“负和博弈”现象就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