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民主、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我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发展的充分自省和尊重。孔子提出“庶”（人多）、“富”（富强）、“教”（教化）的先后次第命题，明确表达了“富而后教”[4]思想。孟子积极倡导“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使“民本”政治理念得到了充分高扬，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易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即是说，治国者必须观察和把握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以“文明”即社会价值观念教化天下。不过，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现代观念，这是经历了近代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世纪梦想。近代以来，具有五千年深厚积淀的文明古国，以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潮流、充满民族屈辱的形象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化，中华民族先后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抗争，奏响了探索国家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化之路的高亢弦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强调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追求的百年梦想的反思与凝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国家发展目标的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和深化，当前我们提出的“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追求的百年梦想的充分自省和尊重。
（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根基
为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秩序和“小康”、“大同”的美好社会，中国先民发明了一套礼乐文明，尽管古代礼乐文明中的社会等级观念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原则，但内涵丰富的古代礼乐文明确是当代中国以德治国、努力构建美好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孕育的深层文化土壤。
中国古代礼乐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构建了宗法秩序，而且对日常行为规范也制定了严格的礼仪。从此，贯穿着“明德慎罚”、“仁义教化”等德治理念的礼乐文明，从道德立场使古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章可循、有矩可守，确立了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准则，融现代社会的法治范畴和德治范畴于一体，致力于合理有效社会秩序的构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老庄对固守礼乐的行为作了深刻批判，致力于追求精神上的逍遥和自由。孔子则更加突出了礼乐的内在道德内涵——“仁”[4]。孟子提出了人人皆具“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的“四端”[5]学说，认为人渴望“仁爱”、“尊严”、“秩序”和“理性”，人之所以要有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最终是为了使自己的爱心更加丰富，使自己的尊严更加稳固，使自己的生存环境更加和谐，使自己的理性能力得到提升。孟子这一思想突出了人性的社会属性及其在遵守道德原则下的自由发展诉求，继而孕育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政治理念。《礼记·乐记》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9]，“中正无邪”是礼乐文明的本质内涵，这种“中正”之道也是中国传统经典《周易》的核心价值理念，蕴含着对于公正的诉求。古代礼乐文明及其逍遥、自由、民本、公正意蕴尽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观念，但却蕴含着尊重个性、反对压迫、以人为本、讲求秩序的积极元素。
中国古人还提出了令人向往“小康”、“大同”等社会理想。古人讲求“为国以礼”，其实质就是顺乎人性、以民为本、推行仁政，以道德教化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当代中国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目标，也有着传统的民族心理基础。
（三）公民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根基
当代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早已蕴含于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当中。中国古人认为，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盛世理想，必须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做起，“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6]被奉为价值实践的一般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在倡导人们应当秉持仁爱理念的同时，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并常以“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4]自省，认为人在社会中应当待人以诚、讲求信用、忠于职守。《中庸》则将“诚”[6]上升为生生不息、真实无妄的天道，并将其视为天人合一的重要关节。孟子则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明仁义道德乃人生的终极追求[5]。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由此展开。此种包含了仁爱友善、诚实信用、恪职敬业等的道德观念是“诚意”、“正心”、“修身”个体道德自律和道德修养的层次，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否则家庭和睦、济世安民、天下太平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人价值实践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道德主体修为的最高理想，历代古人所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对国家和天下的强烈关怀情节也由此形成。
四、三维一体核心价值观的
时代性三维一体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契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与发展趋势；二是汲取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凝聚了世界文明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反映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根基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但中国古人所强调的“内圣外王”，是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古代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它造成了完整的私有权观念难以产生，模糊了国家、社会、公民彼此之间的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这些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日益被以国家、社会、公民为基本结构的“公民社会”所替代。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任务，即“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正是顺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革及其自主与活力日益凸显的发展趋势。因此，传统社会结构所孕育出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实践体系并不能完全照搬并应用于当代中国。超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下的价值观念，提出国家、社会、个人三维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主流价值导向，契合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调整及其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