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评价社会发展的主观指标，用总体幸福指标（GWB）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DP）。
2012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指出，为了更好地衡量国家发展的状况，用GWB代替GDP。他建议中国要建设佛罗伦萨一样的时代，就是当拥有财富的时候，不是想着去占别人的领地，把别人俘虏成为自己的国民，而是要创造世界的美、世界的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中国可能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这么做，中国还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做。这种提倡，和中国的中国梦相一致，习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关注GDP，最重要的是关注国民的幸福。只有人民的主观幸福感都提升了，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最美丽的，才能创造出世界的文明。
GWB衡量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状况，对当前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等，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状况，含有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而国民生产总值（GDP），指的是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反映国力和财富，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研究发现，GDP的改变对GWB的影响是微弱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更可能发生在人们对财政状况更加满意，对未来更加乐观的时候。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轻主观”的偏向。现在，是转变这种倾向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仅仅是提高GDP的数字。主观幸福感作为GDP衡量幸福的指数的替代或者补充，已经受到极高的重视，一些国家如法国已经开始做了。作为弥补GDP单一经济指向的发展目标和手段，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三）幸福的可持续模型
幸福的可持续模型认为：对幸福的贡献中，50%由基因解释（set point，固定点），[27]10%由环境解释，其余40%则归诸于有意向性活动（intentional activity）。基因方面，我们能做的努力比较小，而环境和个体改变方面我们大有可为。
1.改善影响幸福感的环境
幸福相关的环境因素指那些偶然发生（incidental）但是在个人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事实，包括所在的国家、地区、文化氛围，也可包括性别、种族等人口学因素，还包括一个人的个人史，以及婚姻状态、职业状态、工作安全和健康状况，等等。其中，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环境因素方面着手提升幸福，而这些方面，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重大。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不富裕地区的幸福感低于富裕地区，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客观生存条件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不充分、很不平衡。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积累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相比，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所以，解决人民的经济收入问题，仍然是中国一段时间内工作的重点。
习近平曾谈到，“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段宣言表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不会变，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且，国民收入显著提高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建议。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
伊斯特林认为普通中国人，尤其是较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工作和收入的保障、可担负的健康保障、孩子和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对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和欧洲的满意度模型相似，都有一个u型的底，整体模式都和低就业率、社会安全保障的解除、日渐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这提示，就业和社会保障系统是决定幸福感的最关键所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就不足为怪了：“七成半的中国人说他们幸福，其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因为公务员工作最稳定，而且福利保障最安全。
而社会保障系统中，医疗、养老等问题尤为突出。低收入人群虽然收入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大量的医药费支出使得生活满意度降低。另外，最具中国特色的指标莫过于住房。据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有房贷的人比没房贷的人更幸福，单位建房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蚁族”最不幸福，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还低。这提示，住房问题已经成了影响中国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养老方面，突出表现是养老金比较低。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3年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且，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对企业退休高工、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再提高调整水平，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按有关规定予以倾斜，等等。这些都是有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