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生幸福。李跃华认为，民生幸福是社会发展的伦理向度，它以“美好生活”为本位，以国民幸福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以民生改善为政策取舍的依据和衡量发展得失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的标尺[30]。夏颖认为，民生幸福的本质在于：物质利益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基础，分配正义是实现民生幸福的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民生幸福发展的终极目标；其测量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测量指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践测量指标——群众满意度；而实现民生幸福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主要实现路径在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31]。王忠武和许静认为：生存、生活、生计既是民生问题的基本层次，也是民生幸福的基本来源与构成维度；生命生存、生活条件和生计工作对民生幸福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和实现民生幸福，需要创建以民生幸福为目标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致力于实现民生资源的最大化供给和最优化配置，促使各种民生问题的良好解决和民生利益的良好实现；其基点是优先改善民生，基本目标任务是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和提升公共服务来有效保障民生需要、改善民生条件，最终实现社会和谐与民生幸福[32]。而赵嫦娥、罗建文等人则认为，加强制度建设才是实现民生幸福的根本保障，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分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监督机制、长效机制的建设等，使改善民生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33]。
3幸福悖论。幸福悖论亦称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幸福之谜”等，由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于1974年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首次提出。幸福悖论主要是指人们的幸福感与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它证明了收入与幸福之间普遍存在的弱相关性。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和研究。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理论解释共有8种，即边际幸福递减理论（Gossen，1854），攀比效应（Easterlin，2001），棘轮效应（Ferre、Statler，2006），非物质因素影响理论（Diener、Seligman，2004），幸福度定点理论（Graham，2005），“享乐水车”效应（Brickman、Campbell，1971），“满意水车”效应（Kahneman，1999），“社会水车”效应（BruniPorta，2005）。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忽视变量理论和比较视角理论两类。忽视变量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如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等；比较视角理论则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34]。针对幸福悖论现象，不同的研究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程实认为，克服幸福悖论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35]；田国强和杨立岩提出通过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包括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防失业与通货膨胀等）的方式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36]；陈惠雄、邹敬卓认为，化解幸福悖论，必须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对生命和生活资源进行合理配置[37]；黄有光则认为消解幸福悖论的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诉求，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时，幸福悖论才不会充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38]。
（三）幸福问题、幸福归因、幸福路径
1幸福问题。在幸福问题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地是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结合中国实际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宏观层面进行研究。比如，马红坤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幸福问题是收入差距拉大、工作压力加大、“空巢”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公平感欠缺[39]12-14。周怡也认为，目前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障碍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就业压力持续上升，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成为老百姓新的“三座大山”，就业压力持续上升，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精神幸福感欠缺等[13]26-30。王志立则从资源困境、社会困境和心理困境三个方面指出，“风景不在”的生态环境影响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影响对幸福的亲身体会，“感情淡疏”的人际环境影响对幸福的心理体验[40]83-84。王艺却认为，当前人们追求幸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有限的资源大量用于追求那些低层次的、仅仅蕴含有限价值的幸福类型，而忽略甚至牺牲了那些更高层次的、蕴含着更丰富价值的幸福类型，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过分追求物质幸福而忽视精神幸福，过分关注结果幸福而忽略过程幸福，并由此造成了现实世界中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和一系列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10]44。
2幸福归因。在幸福问题的归因方面，国外学者多数从收入、年龄、婚姻状况等微观层面对幸福问题进行因素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便从中找寻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有部分学者还将影响个人幸福的因素扩展到性别、失业、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并进行综合分析[41]。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进行问题归因。例如，马红坤从价值层面认为，幸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浪潮对幸福感的冲击和多元价值观对幸福价值观的冲击，包括金钱至上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价值观等[39]12-17。韩敏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问题归因，认为信仰、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化环境等文化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信仰是影响人们生活幸福的最高精神因素，有没有信仰或信仰什么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进而直接影响人们对生活的评价和感受；而价值观则制约着人生目的、人生道路以及人生幸福观；不同的文化传统铸造不同类型的民族性格，而不同性格倾向的人对生活状态的营造及满足感各不相同；文化环境对民众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和满足感只具有相对意义，因而国民幸福感不一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强[8]29-36。邓先奇则认为导致幸福问题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即异化劳动使人无法依据自己的本质来追求幸福，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将人等同于动物，使人们沉迷于物质消费而失去自我；正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对立，阻碍了人类幸福的实现[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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