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孝”要求人们认识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这在人类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对人体器官充分利用的时候有积极意义，强调对身体、遗体的完整保护，旨在教导人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防止自杀及其他行为对身体的损害。但在医学和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固守传统视域下的“孝”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各种外科手术就无法实施，器官移植也无法进行，很多疾病也将无法治愈。
传统社会中人们“行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追求家庭延续，即“保护生命完整，延续家族传承”。实质上，遗体器官捐献也隐含了这种意蕴。当民众自愿、无偿把器官在去世后捐献出来时，这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通过“延续性”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通过器官移植，捐献者的器官在另外一个生命体中得以延续，另一个生命也因此获得新生，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帮助和守望，反映出的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和捐献者生命意义的进一步放大，捐赠者的亲人会从受捐者身上得到精神慰藉，还可能因之而产生亲情、友情，受捐者也会因感恩思想而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器官捐献不仅是符合“孝”的行为，更是捐献者生命的延续和精神的升华。
（三）认识“关系生命体”的生命存在新形式
当下，科学技术发展已经使生命形式及其存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因遗传、器官移植等都是这种变化的表现。这要求人们用新的伦理情怀去适应生命科学的发展，重新认识生命的存在方式。
“关系生命体”这一认知范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器官捐献中单一化认知造成的困境。所谓“关系生命体”，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对人的存在形式重新认识的观点，它把人的存在解析为“肉体生命”和“关系生命”两部分。准确地说，“关系生命体”是指由个体存在的各种关系集合以及这种集合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所形成的“结晶体”，成为自我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体”。例如，一个存在着的人，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之中，作为儿子孝顺，作为丈夫忠贞，作为父亲尽责，作为同事和善，他是一个孝子、一个好丈夫、一个慈父、一个好同事，这些关系以及对他的行为评价就汇聚成了这个人的“关系生命体”——他是一个“好人”。这种“关系生命体”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影响是持续和深远的，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或生命逝去而消失。“关系生命体”以“行为关系”为内核肯定了人类的整体联系性。
从遗体器官捐献的角度看，“关系生命体”打破了把生命存在形式主要看做“肉体生命”的传统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即使“肉体生命”消亡了，但“关系生命”不会消亡，捐献者会因为这些“关系”，包括由捐献行为产生的与受捐者相关的各种关系而得到“生命延续”。遗体器官捐献行为是把逝去生命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生命体上，这样捐献者就会和那个新的生命体发生联系，在新的生命体上延续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关系生命体”是从伦理角度认识生命存在的新形式，它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不朽”，将自我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极致，使生命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升华。
（四）通过宣传提升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
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的缺失制约着民众捐献器官的积极性。可以利用各种社会舆论工具加大宣传力度，倡导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精神与互助精神、奉献精神，传播器官捐献行为的利他主义价值和意义，改变民众的固有观念，“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能提高公民的思想觉悟，还能引导人们的价值观进步……进而认识遗体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主动做出捐献遗体器官的道德选择”[5]。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公益广告、分发宣传册、榜样教育等形式来进行，要通过宣传让民众认识到器官捐献是一种积极互助行为，是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的高度体现——把属于自己身体的器官捐献给需要救助的人，完成“生命的接力”，用自己的器官去点燃起别人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这是一种人间大爱、利他精神的彰显，这种精神很有可能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使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