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洒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秦折——《张广泗奏查获杨成保等人折》：“……又据岑阿定供出，韦阿春亦买有假印一颗，并据该州将抄录符纸临摹呈送到臣，臣将送到纸详细查阅，类系巫师祈禳，并无句读文义可寻，印摹似篆非篆，亦不成文，实系愚顽匪类，希图诳骗财物起见。”[4]（P349－350奏折中所提“并无句读文义可寻，印摹似篆非篆，亦不成文”的文字符号即为“古苗文”。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贵州布政使陈惠荣给乾隆皇帝上奏折《杨成保捏称仙女出世惑众情形折》，上有：“其首犯黎阿兰、陆石保等，现已悬赏，责成土官严拿，尚未报获。再验其牌票，系用黄白纸朱书词语，不可解说，其旗长有尺余，每一条用红土写一十字或耳字，其印方止寸余，亦有三尖者，篆文不可识别……”－[4]359奏折中所言“用黄白纸朱书词语，不可解说……篆文不可识别”的文字符号亦即城步“古苗文”。另外，贵州总督、云南巡抚张允随、贵州提督王无党也给乾隆皇帝上奏折——《奏骆阿乔等捏造妖言售卖印符惑众折》，奏折中说：“窃臣张允随奉旨赴黔，于途次接督臣张广泗手札并抄咨内开，本年本月初三日，据署都匀府陈于中、都匀协副将王友文会禀，拿获府属平浪司地方苗人骆阿乔、杨成保、杨计留，供出为首平州司王蜡寨匪犯黎阿兰、陆石保捏造妖言，卖给印符……所散符纸、假印，亦无句读篆文……”[4]390－392这些奏折中提到的“符纸、假印，无句读篆文”的文字符号同样属“古苗文”。
直到该起义被镇压以后，清廷方才醒悟，从而认识到这种似篆非篆的文字实为城步苗民内部使用的特殊文字——苗文。在城步苗民起义被镇压后所采取的五项措施中，其中一项就是消灭苗文，以防止苗民使用这种文字再次举事。乾隆皇帝曾下旨规定：“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如有违故，不行首报，牌内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朱折》冯光裕折，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于是，朝廷对苗族居民进行逐寨逐户地全面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承传使用苗文。众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城步古苗文几乎被扼杀殆尽，在湘桂黔边区慢慢消失了。
四、城步民间现仍在使用一些常用古苗文字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较为简易的古苗文来记工分或记数，这些常用的代表数量的古苗文字如下表：
另外，时至今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木匠，他们在做木工时，将一些苗族古文字书写在已做好的木料上用做记号，这些古苗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如下表：
以上事实证明，苗族确实有自己的文字，苗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通过翻阅古籍，我们发现导致苗文失传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苗族先民频繁迁徙所致；二是由于朝廷的残酷镇压。早在明朝前期城步就爆发了多次苗民起义，起义军曾广泛使用古苗文进行联系和交流，长期与朝廷抗衡。到了清乾隆年间，城步再次爆发了苗族首领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这次大起义最终被朝廷镇压下去，起义军所使用的苗文彻底被禁锢甚而消失了。
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苗文字的发现，对研究我国苗族文化、苗族的发展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科学、合理地解读这些古苗文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应该着力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