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育借鉴的方法论
在世界教育史上，借鉴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促进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象比较常见，但结果却大为殊异。有的通过借鉴获得了长足发展，有的却只有形式的模仿而并未取得实质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借鉴的方法论问题。教育借鉴的前提是可借鉴性，如果不考虑可借鉴性，盲目照搬他国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最终未必能解决自身问题。这早在萨德勒关于“我们从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的告诫中就已说明。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上，虽然自朱利安以来的许多学者都对方法予以关注，并试图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开展教育比较研究，从而为教育借鉴提供方法论基础，但随着世界教育发展的复杂化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入，这仍然是进行教育借鉴时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完整借鉴他国教育制度并获得发展的国家，其教育往往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建立基本教育制度阶段。当教育发展越来越复杂，并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时，借鉴他国的制度形式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同时，比较教育的发展从基于简单借鉴的初级阶段已发展到涉及理论、思想与实践的对话、交流以及本土生长的阶段。因此，如何成功借鉴他国教育为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并为世界比较教育作出贡献，都是研究教育借鉴时所要面临的方法论问题。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走向
从比较教育发展的现实看，借鉴仍未过时。只是借鉴的形式和内容相对早期而言有更大差别。所借鉴的不仅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有形教育制度，还涉及教育的微观领域。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要获得持续的发展，需加强借鉴模型的理论研究，为教育借鉴的实践检验提供指导，并在借鉴基础上寻求本土生长。
1.深入研究教育借鉴的模型结构
教育借鉴有没有比较稳定的模式？如果有，人们就可在借鉴时不至于毫无头绪，也不至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理想教育却达不到理想目的。目前的比较教育研究，不管在教育理论与思想，还是在教育政策与实践方面，研究教育借鉴的理论模式的人都较少。不过，英国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可算其中之一。他在理论上提出教育政策借鉴的四步模式，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或本土化。其中“跨国吸引”研究某国教育政策具备吸引力的原因以及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动力；“决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的吸引力如何影响本国教育决策；“实施”研究教育决策在本国如何实施；“内化或本土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经本国吸收，内化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个教育借鉴模型能帮助更好地理解与解释教育借鉴这个复杂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所产生的复杂而重要的跨国影响。同时，这个模型需要用不同国家的实践来检验，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这个理论框架。”这正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以后的教育借鉴研究中，不仅要开展类似菲利普斯有关教育政策借鉴的理论模型研究，而且要开展有关教育教学理论、思想以及实施模式的借鉴模型研究。这可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向纵深发展，并使比较教育研究真正为一国教育改革与实践贡献更多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而非“只是一种可资参考的行动纲领”。
2.高度关注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
在现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中，由于开展实践研究需大量人财物的支持，所以，绝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仍停留在文献研究的水平。但不管哪种层面的研究，都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也需在对他国教育进行文献与理论研究之后，在批判借鉴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现有的比较教育借鉴研究，因研究者或比较教育活动的其他主体并非教育改革或政策的决定者，所开展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国教育理论、思想以及改革情况的总结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国教育实践没有太大关联。这种把后续研究推向非比较教育学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研究总是缺乏现实的根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全部的责任，即不能仅仅满足于做‘理论工作者’，还应成为‘实践工作者’”，把对他国的教育研究与本国教育实践有机结合，切实开展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已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纯粹的“拿来主义”，而应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教育实践，对别国的教育理论与实施模式进行实验性检验，最终确立借鉴的本土化原则。
3.强力推进教育借鉴的本土生长
在乌申斯基看来，当从别国借鉴而来的教育经验成为民族的“重要生活因素”之后，它就必须按照该民族或国家的特殊道路去发展，受该民族个性的制约，并服从它的利益。反过来，如果这些经验不能成为民族的“重要生活因素”，那就不必借鉴。换句话说，在教育借鉴时必须考虑本土生长的问题。“理想的教育体系，即使可以将所有国家最好的经验集合在一起，也比不上任何国家实际中的一所学校。”这就说明借鉴的最终目的应将所借鉴的教育经验融入自身教育的有机组成当中，并成为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中国人民大学项贤明教授提出，“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olu-tion）是发源于本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他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为第三世界人民的族群身份建构作出贡献，不仅要反思和批判自西向东单向的‘选择性输出’，还应当在‘本土生长’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学术发展以贡献于世界来建立第三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双向学术交流机制。”首都师范大学王长纯教授关注中西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并试图找到中国比较教育贡献于世界比较教育的路径。这既是寻求“双向学术交流机制”的努力，也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走向本土生长的具体实践。比较教育的借鉴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对他国教育理论与思想、制度与实践的简单描述或资料的引介层面，而应考虑开展教育借鉴研究对本国教育实践与理论生成的实际意义。这就要在开展教育借鉴研究时首先明确本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并探索解决的可能方案。借鉴或许只是解决本国教育实际问题的方案之一，但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因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都将面临具体特殊的问题，他们都应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办法。他人的解决办法（不管来源于历史还是其他国家）虽然具有激发思路的作用，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当代人、当地人的智慧。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最终将在借鉴、内化的基础上走向本土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