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批判：“新的发展道路”之开辟
众所周知，在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推动下，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为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信念和规范清除了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最终推翻封建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二者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经过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建构，西方资本主义以超出历史上任何社会的发展书写了现代性的“神奇”。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表明，现代性的“神奇”与“腐朽”同在，“普适性”与“局限性”并存。究其原因，不仅表现在实践需要的欠缺，而且也表现在理论需要的矛盾。
卢卡奇曾说过：“古典哲学把它的生存基础的所有二律背反都推到了它在思想中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极点，它尽可能地在思想上表达了这些二律背反，但对这种哲学来说，它们仍是没有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根源于“意识的物化结构”。对于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来说，“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让我们试试看，如果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认识一致，是否能更好地解决形而上学的任务”。康德提出了近代批判哲学的任务：认识必须与认识对象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对认识的前提即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批判性考察。通过考察，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因为世界划界为“此岸”和“彼岸”、“现象”和“物自体”而呈现出不同的认识能力，人的理性能力只表现在认识“此岸”、“现象”，而不能认识“彼岸”、“物自体”。康德这一思想尽管为上帝保留了一块精神地盘，从而为信仰预留了一定的文化空间，但康德对自然和历史的认识还是充满了信心。根据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考察可知，自然和历史作为认识对象是在人的认识之列的。可以说康德对理性能力的考察为理性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理性主义那里，人的知性具有创造性，可以控制、预见和计算“现象”。所以，“近代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随着它的发展而愈来愈坚持认为，它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理性主义解决了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实现了“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的认识目标，从而为现代性构建起真正的形而上学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理性主义在科学问题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它所确立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为认识自然提供了“作为总体的认识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但在人的问题上，理性主义并不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人的存在的‘最终’问题被禁锢在人的知性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从思维方法上讲，这与理性主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思维有密切关系。维科曾说过：“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这些论述表明，不仅自然史和人类史有区别，而且对于人类史来说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式中是自然联系还是社会历史因素占据优势的区别。理性主义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理性主义实质上是用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来分析自然和社会历史问题。这样的历史观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
思想上的“二律背反”是社会生存基础上的“二律背反”的反映。“德国古典哲学把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到了极点，而作为哲学基础的所有对立都汇合在这一对立之中。德国古典哲学抓住这一对立不放，而且力求系统地加以把握。”尽管近代理性主义批判哲学在方法论上发展了辩证法，但因为无法冲破来自生存基础和思想两个方面的“二律背反”这一强大的悖论逻辑，理性主义所蕴含的现代辩证法精神最终被其历史观所窒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两重“二律背反”的逻辑结构表明，要克服现代性这一历史悖论，不仅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要将辩证法从唯心史观中拯救出来，真正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认识和现代生活中的权威。
通过对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社会意识普遍形式并已上升为“科学”的思辨哲学与革命实践的矛盾性。“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给德国现实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马克思对德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与批判，实质上就是表达了德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马克思将现代化和人的解放作为现代社会实践需要的时代意蕴和历史原则，不仅洞见了现代性的真实意义，而且也提出了现代理论的历史走向。“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如上所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作了深入批判，揭示了它的哲学本质和历史观。此外，马克思还从经济学的层面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代表”的思想本质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矛盾关系。马克思十分不满这些“学术代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神圣化、终极化的论调：“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将资产阶级制度说成是“天然的”，将资本看作是在一切社会起推动作用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学术代表”的自然主义手法和共同的观念。在资产阶级那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的根据的资本是既定的自然前提，也就是说，资本是一个超人类活动的存在物，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历史”，资本这一现代性是不证自明的。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这种自然主义手法集中体现在对资本的辩护之中。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从来不是一个超人类活动的存在物，“资产阶级即资本”。“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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