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实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同一，这不仅构成了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且也是当代自由主义旨归。由于资本与人的生存所构成的“二律背反”决定了思想上理论与实践的“二律背反”，所以无论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当代自由主义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直接同一。历史唯物主义将现实的人作为思想出发点，创立了对现实生活过程科学认识的历史观，从而推进了现代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的现实统一。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现实建构，它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需要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需要的具体的现实的同一。
关键词：现代性；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矛盾与建构实质上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与统一，呈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和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实践的需要，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表现和历史展开。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理论与实践的视界融合成为现代性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对理论与实践的重新认识，必须深刻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同一性问题。
一、理性之路：现代性的致思与建构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们十分关心的重要命题。从古代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规定来看，虽然他讲到的“哲学”是“第一哲学”，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形而上学，但是，他所说的“哲学”也涉及到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指向“存在自身”以外的有意义的“存在者”，所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既是“理论科学”也是“实践科学”。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理解，表达了他对哲学本质的认识和对实践的关注，这无疑直接推动了近代哲学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
康德在答复“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明确阐述了启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一方面，康德指出了启蒙的必要性：“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另一方面，康德表达了启蒙的可能性：“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康德所谓的启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不仅揭示了现代性建构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还彰显了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对于公众的解放意义和现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德这里所论及的启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实质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就是理论要掌握群众的问题。康德对启蒙的理解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从而将理性与自由原则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呈现出来，理性以及“运用理性的自由”也就构成了康德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后来的福柯很看重康德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的主张，称之为“现代性的态度的纲领”。康德通过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系统考察和全面批判，颠覆了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基础，为现代社会理性原则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开启了现代性致思与建构的基本路向。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理性启蒙与实践自由的重要思想。如果说康德通过为自然立法来为道德立法，为现代性开辟了一条认识论通道，那么，黑格尔则力求通过哲学和现实的结合，推动现代性摆脱外在规范的束缚，在绝对理念的运动中确证自身和实现自己。所以，与康德相比，黑格尔实现了理性的存在意义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视域转换。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不应回到神学那里求助自身存在的根据，而应该从它那个时代里去发掘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精神。黑格尔“把现在的开始安放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样一个转折时期的那个时刻”，意指“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基于从现代性那里所获得的深切体悟，黑格尔要求将现代性提升为哲学问题，以求得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自我理解，认为这是哲学的一项使命，即从思想的高度把握现代，这项使命被黑格尔自己称之为“对哲学的要求”，这也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在探究理性的过程中，黑格尔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就是要通过理性来确立自我意识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主体性，这也是自笛卡尔以来近代意识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黑格尔作为近代意识哲学的集大成者，当然不会舍弃这一原则。但是黑格尔并非将之直接等同于现代性。现代性必须接受哲学的拷问。黑格尔认为，要描绘现代性的外观，就必须将这种主体性原则理解为“自由”和“反思”。不可否认，这种主体性原则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不仅直接主导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深刻影响科学、政治法律、道德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各个领域。由此可见，黑格尔之所以要表达出一种“对哲学的要求”，是因为只有哲学才能借助“绝对”理念概念，重建理性和社会破裂的总体性，证明理性是一种真正的一体化力量。
马克斯-韦伯沿着近代意识哲学所开辟的理性之路，继续推进理性和社会的统一与和谐。韦伯是西方现代性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一个用“专门知识”概括出一个“现代性现象学的轮廓”的“奠基者”。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韦伯没有像康德、黑格尔那样以抽象的形式来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将现代性直接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进路是以“合理性”概念来开展对“资本主义精神”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论证。一方面，韦伯以实证科学的方法阐释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西方现代社会的一致性。韦伯认为，“就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形成而言……‘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企业（有时仅仅具有有限的资本核算的理性化程度）在所有的世界文明地区（kulturlander）都已存在。换言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企业一直存在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中世纪欧洲，就像它们存在于现代西方一样”，“然而，西方赋予资本主义的那种重要性程度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西方并发展出实现这种重要性的、在其他地方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类型、形式及趋势”。另一方面，韦伯力图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联系，以此构成现代性的本质根据。在韦伯看来，“正是最近几个世纪里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构成了我们的关注中心，而不是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典世界和在中世纪都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将会看到，所有那些地方恰恰都缺乏这种独特的伦理”。这种“独特的伦理”就是世俗伦理，就是理性化的世俗伦理。韦伯将世俗伦理与宗教伦理区别开来，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新教伦理来赋予现代性的外在形式，呈现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教伦理也是一种“宗教”观念，在理性化、世俗化的途中，它承载着近代意识哲学理性主义的历史重任，正是这一新教伦理，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塑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才使“西方”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区别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把“合理性”当作是架构现代文明的一种视角和方法，这就是韦伯继承和发展理性主义传统、推进现代性实践的基本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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