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史铁生就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对于启蒙思想的深刻怀疑。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相信作家理应向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迷途。史铁生逐渐从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蜕变成了一个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他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史铁生小说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关键词：史铁生；小说；启蒙神话；生命迷途
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小说的兴起虽然只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个现代性事件，但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询，尤其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表达媒介。那些萦绕于人物存在困境周遭的小说叙事，不仅对我们常见的异化境地洞幽烛微，而且亦能在体察个人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与此现代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诉求。尽管这种价值诉求远非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但正因其对我们具体生活状况的勘察与理解，才能使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小说叙事的窸窣低语中发现“生活在别处”的诸多可能——在一些心怀理想的人看来，似乎惟有小说家所描画的生存世界，才有望令我们脱离世俗生活的无情压迫，并在一种艺术化的审美想象中，去安顿、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灵魂，此即为“生活在别处”的真义之所在。毫无疑问，这一点也蕴涵了小说以审美救世之举实施其叙事关怀的现代性价值。倘若循此观念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则有理由相信在近30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启蒙思潮之所以如此繁荣昌盛，实与之前小说所发生的这一现代性转变密切相关。
一、当代文学的启蒙局限
在当代文学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尽管中国作家在揭示人性异化与呼唤社会正义的批判哲学中，预设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思想理念，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因了中国作家无时或忘的历史记忆，从而在不经意间构筑起了一则喧嚣扰攘的启蒙神话。在这个启蒙神话里，只有启蒙者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生的自大与狂妄，它不仅坚信人定胜天，而且还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同时，让小说日益远离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人学本质。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中这一启蒙神话的形成，源于新时期初中国作家满怀创痛的“文革”记忆，因为对那段历史的深重桎梏难以释怀，故而中国作家在“文革”叙述中，才会表现得如此愤怒激昂与悲戚惆怅，由是也自会在关怀个人的生存境遇之外，衍生出一种充满了实用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历史叙述中对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鼎力追逐，已然超越了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倾心关注：且看在当代作家笔下，那些身处异化境地的各色人物，哪一位不是代言作家批判意识的历史符号？他或她脸上孤苦无告的眼泪，反倒成为了镶嵌在宏大历史叙事周遭似有若无的黯淡花边。可以肯定的是，设若小说不能轻轻拭去人们脸上的泪水，那么它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同时也无力担当“人学”这一小说的现代性称谓——当代文学陷入启蒙的迷途，似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一个难以克服的思想病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史铁生，一位在勘破了启蒙神话之后，让小说重返神性之维的优秀作家。
作为一位思想者，史铁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机，他在写作中不仅记述了存在的残缺与苦难，而且也通过考量生命价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现了自我灵魂的无尽迷途：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1997年的《务虚笔记》，再到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的写作似乎正越来越趋向于宗教救赎的思想路径。尽管“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价值来等具有世俗意味的启蒙哲学，依旧是史铁生念兹在兹的书写对象，但诸如“我”为何而来、去往何方，以及“我”作为个人的存在有限性问题等宗教哲学思想，却已成为他生命后期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史铁生有关人类存在限度性问题的思考却往往被学界误解，出于一种习见的社会价值，人们更愿意将他解读成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斗士。如吴俊在《当代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就认为作家从写残疾人到写人的残疾这一转换，实际上体现了史铁生揭示病苦、意在疗救的创作观念。这种以启蒙的偏见为主旨的研究范式，往往为史铁生作品赋予了合乎社会价值的励志涵义。新世纪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尽管更为深入，却因研究者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执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铁生成为了引领研究者展开自我生命哲思的一种文化符号，例如胡山林的研究论文就颇为典型。以上两种研究趋势，或局限于社会的普遍道德，或受制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多多少少都忽视了史铁生小说在当代启蒙文学中所特有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与大多数启蒙作家相比，史铁生常常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产生怀疑，他在弘扬人性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追问造成生命奥秘的某种“更高力量”。他对现代性语境下人之主体性神话的反思，尽管以宿命论的思想方式呈现出来，却在神性之维重新考量了人类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赎思想，不仅传达了作家个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颠覆了当代文学的启蒙神话。从一个20世纪80年代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到90年代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史铁生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就此而言，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启蒙神话的勘破和对神性之维的召唤，它还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二、史铁生小说的启蒙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史铁生也和其他作家一样秉承了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但他的启蒙者形象却卓然独立于同时代的思想潮流之外。较之那些具有英雄情结的启蒙作家，史铁生小说并不具备启蒙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憎恨美学，反倒是以审美静观的思想理路，在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叙述中，悠悠然寻找到了心灵的栖居地。譬如同是反映知青生活，写下《黑骏马》和《今夜有暴风雪》的张承志与梁晓声等人壮怀激烈，常于历史批判和政治讽喻中彰显出一派暴躁凌厉的美学风格——此即为启蒙者在面对世俗庸众时所常见的憎恨美学。而反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知青题材作品，却大大超越了知青文学在“文革”叙述中所隐含的政治历史意图。作为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彼岸世界，“清平湾”不只具备地理学意义，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价值之源头。当史铁生津津乐道于“清平湾”的人事风华时，其实已传达出了一种自我如何得救的启蒙哲学。对于史铁生而言，这部作品就是思考“我”如何在场和如何活出价值来的启蒙之作：人惟有投身于至大无外的自然，才能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自然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并进而实现生命的不朽。在这部作品审美救世的启蒙主题中，已隐然可见史铁生对于启蒙哲学的深刻质疑。可以这样理解，1980年代中期的史铁生，至少在思想方式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果说张承志和梁晓声等知青作家，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做一个道德训诫者，那么史铁生则反躬内省，以度己及人之势，平和且不失谦逊地去寻找拯救之途。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思想方式已经透露出了对启蒙神话中人之主体性力量的深刻怀疑。在史铁生同时期的另一部杰作《命若琴弦》中，这种对启蒙哲学的怀疑精神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一改诗化小说的叙述方法，转而以寓言叙述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之主体性力量的质疑。通常认为，《命若琴弦》是一部抗争苦难、正视命运的励志之作。但“生命过程大于目的”的小说主题，却使整部作品沾染了无地彷徨的宿命论色彩。当作品中的老瞎子满怀期待地弹断第一千根琴弦之时，曾经预料中的复明却仍未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等待之后，老瞎子终于明白了命运本身的无目的性：“人的命就象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劝诫世人“我”该如何在场的励志故事，但“生命在于过程”这一小说主题，却笼罩着另一层悲剧色彩，即生命的目的与结局远非人自身可以掌握，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悬置生命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过程的观察和体悟去“活”出意义。活出意义，看似坚强达观，但在史铁生处却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生命的目的无迹可循，人才不得已去活出意义。既然生命的结局早已设定，那么这种“我活”便成为了作家在人生旅途中无可回避的一种人格表演。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史铁生独独钟爱戏剧，人生如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一句感时格言，但在史铁生处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