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书作为术狐的修炼依托，关系其前程命运，故被狐珍视若命，所谓“狐有天书狐自珍”是也。甚至在性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狐妖不是忙着逃命，而是想着保全狐书。《张简栖》中，正“凭几，寻读册子”的老狐惊闻张简栖的怒呵，“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正因为狐书为术狐宝惜，一旦丢失，狐总要想方设法取回。《李自良》中，老狐以使夺狐书者得高官为条件换回狐书。《狐诵<通天经>》中，老狐先是重金利诱，继而用计——化形为夺狐书者之内兄一一骗回狐书。化形赚回狐书的计谋亦被《张简栖》、《何让之》、《王生》中的老狐所采：他们或化为夺狐书者的知己，或化为抢狐书者的亲属。总之，为了狐书，狐妖们费尽心机。
三、狐书在唐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狐书作为上述狐妖小说的核心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和文本的叙事模式。在狐书小说中，狐书犹如穿珠之线，对小说情节的编织起到统摄作用。《墓穴狐语》中，林景玄捣毁墓穴后，捕杀了现出原形的老狐，并焚其书。叙事随着狐书的被焚而终结。更多小说的情节则因狐书被人夺走而变得波澜迭起。《李白良》中，狐书被李自良夺走后，老狐欲以“厚报”为条件换回其书，自良不应。老狐又登门拜访，承诺三年内能使自良“致本军政”。自良心动而恐其言不实。在老狐展示了其能令仙人玉童相迎的非凡本领后，这个交换协议得以达成。后年秋，自良果“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显然，人狐问的数次谈判，老狐的高官利诱，自良的被举荐等情节，全因狐书而出现，并因狐书得以串联。同样，《张简栖》中，狐书被张简栖夺走后，老狐夜夜来索。简栖深异其事而欲以书示人，于是生发出张道逢“知己”，狐书被狐骗回的情节。《王生》中，老狐夺狐书不成，遂报复王生使之流离失所，最终又设计夺回狐书。这些小说中，人狐古冢初逢后的道上邂逅以及其后一系列情节，皆因狐书而起，进而因争夺狐书而变得迂回曲折。
狐书的出现不仅延伸了小说叙事，强化了故事情节的悬念感，还使小说空问背景得以自然衔接和转移。狐书小说的叙事，都是在狐书这个必要因素的驱动下进行，相应地，叙事的空间场面亦因狐书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当然，狐书的转移又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完成的。一般是从古冢转移至人居。如《狐诵（通天经）》、《何让之》中都是从冢墓转移至夺书人住所。《张简栖》中的空间转移较为复杂：冢墓一张简栖家一道上一张简栖知己家。其中，发生于“道上”的情节极富情趣。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狐妖骗走狐书后化为原形时的得意劲以及张简栖被骗之后的懊恼劲。而这个经典情节，正是从叙事场面的转移中延伸出来的，若无狐书从“张简栖家”至“道上”的空间转移，狐妖就没有机会与持狐书的张简栖的“道上”相逢，进而骗回狐书。从这个角度看，狐书对叙事场面的勾连衔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的关键因素。
争夺狐书的情节还使狐妖的智慧形象充分彰显。狐妖们面对人对其法宝“狐书”的横加抢夺，不是无奈地哀求，便是冒着生命危险上门求索，显得弱小无助。但在与人的交涉中，它们非凡的智慧得以尽情发挥，并最终战胜了貌似强大的夺书人，使小说的叙事极富戏剧性。个中以《张简栖》中的狐妖为典型。文记狐书被张简栖夺走后，老狐夜夜上门求索。又惧为人所捕，于是采取夜至而日走的游击战术：每至，立于宅外叫索不停。“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无奈其何的张简栖携书出门欲求人以观，老狐非常识时务地抓住了这个难得之机：
（简栖）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已，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日：“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摩，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
老狐拿捏准了人类对亲朋好友普遍持信任态度的心理，化作张简栖的知己，使之毫不设防地出示册子。小说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对“知己”极富戏剧性的邂逅情景：相遇时的寒暄，“相揖，问所往”；简栖毫无顾忌地“取册子，话狐状”；老狐故作惊讶地“惊笑”、“接册子”。一切言谈举止都那么入情入理，一如知己间的不期而遇。得书后老狐回顾时之言“谢以册子相还”，更是把其计谋得逞时的得意神情活画出来。老狐的机智不仅反映在它善于揣摩人的心理，还体现在其为安全逃离所做的充分准备。得册子后，老狐“鞭马疾去”。“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鹰。”按，庸即獐，属于鹿科，体长近1米，行动非常敏捷，奔跑时常为窜跳式，还能游泳。老狐为了能及时逃脱追捕，竟然把獐这位兼擅长跑和游泳的“体育健将”都请来，可谓考虑周密。事实也证明了老狐的先见之明：在“简栖逐之转急”的情况下，老狐乘着这位水陆兼通的坐骑逃之夭夭。这种化形骗人的伎俩将狐的狡黠之性表现得非常充分。“在全部妖怪传说中，只有狐的才智才受到突出强调，其它妖物莫能相比。”狐妖们不仅狡黠，对人情世故亦颇洞达。他们在设法取回狐书时，往往投其所好。《何让之》中狐妖以“三百缣”为交换条件，《李自良》中老狐以高官利诱，《狐诵<通天经>》中狐妖以重金营惑。人间惯用的交际手段统统被狐妖们用到取回狐书上。
狐妖设法赚回狐书的情节还折射出狐妖的某些价值取向。一方面是狐妖兑现诺言而体现出的诚信品质。《李白良》中，老狐为取回狐书，以使李自良三年内“致本军政”为条件。第三年秋，自良果然被上司马遂和宰相“稀里糊涂”地举荐为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文记马遂在回答皇帝“谁可代卿者”之问时，“昏然不醒，唯记自良名氏”。明日复问时，这位曾私誓其心必荐德高望重者的马遂，“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更蹊跷的是，上复以此事问宰相，宰相亦“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显然，马遂的两次“昏然”与宰相的“愕然”都是老狐暗中捣鬼以助自良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人失信而遭到狐妖报复所体现出的道德法则。《何让之》中，老狐请僧人志静与何让之交涉，欲以三百缣换回狐书，让之诺而纳其绢。待志静复来取书时，让之悉讳其事，云不曾收其缣己亦无狐书。老狐遂设计赚回狐书，并栽赃让之，使其卒获盗贡绢之罪。何让之不能自雪而“卒毙枯木”的悲惨结局，显系老狐对其失信行为的严厉惩罚。说到底，狐妖对人的善报或恶报，反映的是诚信为本这一人间普遍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
综上，唐代小说中的狐书，往往字形怪异或用词生僻，因而文意难晓。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佛道二教的兴盛及民间狐神崇拜息息相关。在狐书小说中，狐书作为必不可少的叙事要件，不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而且对小说空间背景的转移、狐妖形象的塑造、文本旨意的表达等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