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不少小说叙及狐书。这些狐书虽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异，但或字形怪异，或文意艰深。这种特点的形成当与唐代佛、道二教的兴盛有关。狐书在小说中起着贯穿故事情节、凸显狐妖形象、彰显文本旨意等作用。
关键词：唐代小说；狐书；佛教；道教；叙事功能
唐代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狐神崇拜的流行，狐书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元素频频出现在小说中。研究唐代小说中的狐书，不仅能窥知唐代的宗教和民俗信仰，还能揭示狐书在这些文本中的叙事功能。唐代小说中提及狐书的共七篇：张读《宣室志》卷八《墓穴狐语》、牛僧孺《玄怪录·狐诵<通天经>》、薛渔思《河东记·李自良》、佚名《张简栖》、温庭筠《干膜子。何让之》、《灵怪录·王生》、戴孚《广异记·孙甑生》。这些小说基本是叙述猎人追捕猎物至冢墓见狐妖得狐书之事，故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人追猎物至冢墓——见冢中狐妖——得狐书（或兼杀老狐）。若人狐初遇时老狐被杀，狐书被焚，则情节到此便戛然而止。若人取狐书且未杀老狐，则情节都有进一步延伸，从而出现如下叙事：老狐索书、人狐谈判、人兑现诺言得福或失信于狐遭殃，等等。不难看出，“狐书”在文本中成了决定情节走向的关键因素。
一、狐书在唐小说中的样态
就样态而言，唐小说中的狐书不是字形怪异难识，就是文字生僻深奥，故文意难解。如下列引文所述：
《墓穴狐语》：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
《何让之》：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
《李自良》：（两纸文书）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
《张简栖》：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
《王生》：黄纸文书……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
《狐诵<通天经>》：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
《孙甑生》：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第一，狐书的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甚差别，或是“素缣”，或是寻常文书纸，《张简栖》中则明确指出“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第二，狐书字体常常怪异难识，或“点画甚异”、“似梵书”，或“皆古篆”，或“不可识”。第三，偶有可识者，但怪字僻词连篇，文意“不可晓解”，“不能解用之”。
狐书的这种特性，自然是要增加狐书内容的神秘感。而《何让之》中，作者有意“略记可辨者”：
其一云：正色鸿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萠，垠倪散截。迷肠郄曲，薱（音朦）露（音乙林反）霾噎（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袜袜哳哳。洛用秘功，以岭以穴。拖薪伐药，莽万茁。呕律则祥，拂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
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涒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枷。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畀科策八道》。
这篇狐书题《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是此狐参加天庭天狐考试的试策。狐书通篇四言，句式整齐。观其内容，如“拿尾研动”、“溜用秘功”、“五行七曜”、“吐纳太虚”等，皆与道教思想息息相关，内容是神秘的，同时，大量生僻语词的运用造成文意的“不可晓解”，也就更增加了狐书的神秘感。
狐书出现甚早，晋代不少文献皆有相关记载。伏滔《北征记》云：“皇天坞北古特陶穴，晋时有人逐狐入穴，行十余里，得书二千卷。”据李剑国先生考证，这是狐书之始。惜伏滔未对狐书的具体内容作说明，故难知其详。不过，从该记录未明示其间有何特殊之处可大致推测此狐书当与人间寻常书籍无异。这一点，唐前不少志怪小说的记载可为佐证。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八《胡博士》中化形为人的狐妖即胡博士，“以经传教授诸生，尝借诸书”，其所授所借之书自是寻常的儒家典籍。刘宋陶潜《搜神后记》卷六《古冢老狐》中老狐的簿子上记录的是被其奸淫的女子之名。这些“狐书”，从书写形式到内容都无特异之处。这可能是由于汉魏六朝的狐妖绝少道术化法术化者，故无需来自天界的狐书作为修炼依托。如郭璞《玄中记》所记狐在不同年龄所能幻化之物，强调的是年龄的增长与幻化物之间的关系。即使如《搜神记·斑狐书生》中的通天狐妖，其之所以具有非凡才识，小说突出的主要还是其有“千岁之质”这样一个年龄事实。这种认识当是基于其时流行的“老物成精”④观念。
但到唐代，民间普遍流行狐神崇拜。张鷟《朝野佥载》佚文“狐神”条云：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在“无狐魅，不成村”这种狐神崇拜的盛况下，狐妖狐神故事的大量产生自不足为奇。民间如此崇拜狐神（主要是术狐和天狐），自然与此期的狐观念有关。唐人相信，术狐经过修炼，力能通天，具有作威作福的能力。牛肃《纪闻·袁嘉祚》中老狐就说：“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法术高超的狐神，甚至“可以祸福中国”（《何让之》）。因此，民间对狐神多采取谄事态度，奉之以避祸祈福，如上引《朝野佥载》所言“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同时，佛道修炼观念使人们认为，狐妖要成为本领非凡的术狐或天狐，亦须经过修炼之途。而修炼一般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如此，记载修炼口诀之类的“狐书”就成为狐妖不可或缺的修炼凭藉。在此背景下，有关狐书的狐妖故事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唐人小说中。
二、狐书在唐小说中的文化蕴涵
狐书字形的怪异和文意的难晓，当与唐代佛教、道教的兴盛密不可分。
上面所举七文中，有两篇即《墓穴狐语》和《王生》中提及狐书“类（似）梵书”但皆非梵字而不可识。按，梵是梵摩的省称，意为“清净”、“寂静”，本是婆罗门教的宗教用语。梵文是用以表记梵语的字体，据说它的前身“婆罗米文”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婆罗马”（意为“梵天大帝”）创制的。梵文不仅是印度的古典文字，也是佛教的经典字体（悉昙体）。这种文字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传人中土而逐渐为汉民族所了解。至唐代，“随着新一轮求法高潮的兴起，玄奘、义净等精通梵文的大师从印度返回中国，引进和介绍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梵文知识，梵文字母拼合知识遂以悉昙章的名称流传开来。”由于梵文本身的特点，对不习惯“表音”符号的中国人而言，梵文显得深奥难懂。周一良先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