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梅森政治小说写作意义
周梅森政治小说通过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双重建构，展现了作家的政治情怀，为时代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思想价值显而易见。而放眼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回顾文学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起伏与曲折，还会进一步发现周梅森小说特殊的写作意义，尤其是澄清与端正对政治小说创作的认识。
周梅森政治小说的首要写作意义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体现了当代文学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步入一个良性的正常的状态之中”。文学与政治本来是难以分开的，尽管文学与政治的现实关系往往十分纠结。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结果导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严重偏差。比如，文学紧跟政治形势，演绎政策条文，成为政治理念的传声筒，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积重难返。加上当时政治决策时而出现的失误，文学不但失去了其独立品格，毁掉了应有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新时期之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新的提法所取代。“然而，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决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这是因为，“‘为人民服务’包含着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括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在特定条件下，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突出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和社会发展的意向。‘从属论’、‘：[具论’是悖谬的，但既然文艺要为某种目标和企图‘服务’，说明它也有‘从属’一定目的，当作工具使用的一面。”可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文学不是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就是脱离政治或远离现实。一些作家总是担心与意识形态“撞车”而转向历史写作或边缘化写作。特别是，“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学与政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状态中。许多作家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往往采取与政治现实不合作的方式，因此去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观点也占了上风。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日常生活叙事特别发达起来，而正面表达作家政治情怀的宏大叙事却遭到了冷遇。”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不但扭转了这种创作局面，而且回归了文学关注现实、表达政治热情的正途。
周梅森政治小说整合并超越了以往政治小说的书写模式与写作经验。在中国文学史上，政治小说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文学现象。早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政治意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就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勾画了未来社会的政治蓝图，可惜没有多少文学性。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官场现场记》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揭露了晚清的政治积弊，但让读者对政治灰心与失望，写法上也专事讽刺，笔无藏锋。20世纪30年代，老舍创作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称得上一部政治小说，但这部表达对“国事失望”的作品，连老舍自己也承认是部失败的作品，特别是对当时的国民革命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新时期出现的大批改革小说，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路遥的《人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小说，影响亦颇为深远。但《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的“铁腕模式”、《新星》中李向南的“清官模式”、《人生》中的狭隘乡土观念等等，不同程度地暴露了改革小说的思想局限。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以及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与《省委书记》，虽然也带有各自的创作局限（如周梅森政治小说也带有“人治”的痕迹），但总体上都整合与超越了以往的政治小说书写，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小说的最高水平。
周梅森政治小说还占住了当代政治小说写作的制高点。就世纪转折时期中国政治小说创作看，存在不同的情形，体现了不同的写作视角与写作旨趣。像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与《苍黄》等一度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刘震云的《官场》、《官人》等作品，肖仁福的《官运》、《心腹》等作品，重在揭露官场腐败，描写官场的潜规则对官员的异化，它们的主题类似于《官场现场记》等晚清谴责小说，故也被称为新官场小说。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锋芒，但也存在过度“暴露”。而李佩甫的《羊的门》、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分别通过呼天成与郭存先两个权欲熏心的村支书的蜕化、堕落轨迹，像解剖麻雀那样来剖析基层干部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涉及了中国当下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称得上准政治小说。但无论呼天成还是郭存先都只是中国官场文化的“怪胎”，让读者为他们惋惜之余平添了心理的无奈。最全面解读当代政治生活的无疑要数张平、陆天明与周梅森等作家的政治小说了。他们的作品既写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批判官场的腐败现象，同时注重参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建构，站在时代思想的最高点上来解读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用先进的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念来引导读者，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其内涵、主旨的确不是一般的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所能涵盖的。这几位作家的政治小说，无疑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政治生活书写。相对张平与陆天明而言，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成就最为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