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后新时期文学格局中，周梅森政治小说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学景观并代表了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从创作背景上看，周梅森政治小说是时代生活、文学演进与个人情怀交互作用的结果。周梅森政治小说既承载了主流文化的精神，又彰显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其写作意义在于实现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循环，超越了以往的政治生活的书写模式与一般反腐小说的主题模式，标志着中国政治小说的成熟。关键词：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军歌》、《国殇》等新历史小说享誉文坛的周梅森，不经意间转向了政治小说的创作。十多年来，周梅森在政治小说创作上孜孜以求，推出了《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我主沉浮》、《我本英雄》与《梦想与疯狂》等大批长篇小说，获得了“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的美称。他的这批作品几乎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播放，形成了收视热潮。就周梅森政治小说而言，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传播之广与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坛较为罕见。在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后时期的文学格局中，周梅森政治小说已然成为十分重要的文学景观或写作潮流，代表了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非常值得文学研究界给予及时的关注。
一、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背景
对周梅森来说，创作政治小说与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商与从政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小说创作起步不久的1997年10月，他就说道：“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能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说，个人生活经历的变化在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综合来看，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横空出世绝不是简单偶然的现象，而是时代、文学与个人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文学发展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
周梅森在谈到他政治小说创作缘起时还指出：“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小说创作与时代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作为东方巨龙的中国进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此前30年的历史曲折，揭开了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又步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轨道。随之而来的，乃是中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伟大的时代也对文学家提出了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求文艺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希望文学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反腐败摇旗呐喊，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奔走呼号。正因为如此，新时期旨在关注现实、构筑时代精神与探讨新问题的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小说与政治小说才应运而生。关注现实是文学的重要使命，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生活潮流，文学是无从逃避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为文艺提供了创作的沃土与丰富的素材，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内驱力，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也给作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从周梅森最初的《人间正道》等政治小说中，读者会看到他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等时代新景观的精彩描绘。从他所有的政治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对时代政治生活认识的不断拓展。
就新时期文学的大背景来看，周梅森政治小说是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承续、延展与深化，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回归。在新时期初期，最早关注现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书写国家政治生活走向的是改革文学，而改革文学描绘改革开放新图景，思考改革中的矛盾、问题，谋求改革的出路，很快成为主流文学的骄子。然而，随着改革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暴露，加之西方现代文学的强大影响，改革小说很快成为强弩之末，并淹没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学浪潮之中。大约从1983年开始，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解构主义小说与女性小说等等，陆续亮相，压倒了改革小说作为主流文学的声势。这意味着，作家关注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走向与思考重大社会问题的热情，开始被挖掘人性、消解权威的写作取向或小叙事所取代。改革文学经过几年时间的短暂繁荣之后，逐渐分崩离析。因《沉重的翅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张洁。后来转向了女性主义小说《无字》的写作。因创作改革小说《新星》闻名全国的柯云路，后期创作难以为继。作为改革小说祖师爷的蒋子龙，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走了弯路，出现了徘徊，直到2006年才依靠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为自己正名。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也好，新历史小说、解构主义小说与女性小说也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远离政治或疏离现实。但这毕竟不能阻挡文学与现实的结合，不能替代文学与主流精神的结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青黄不接的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回归文坛，一度沉寂的改革小说再次登场并步入新的阶段。谈歌、何申、关仁山与刘醒龙等人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的作品，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证明了主流文学的价值。而周梅森以及张平、陆天明与王跃文等人的政治小说或官场小说，正是改革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自然延伸的结果。
从个人内在心理动因上讲，政治小说的创作还是周梅森政治情怀的集中体现。受儒家人世精神的深远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怀抱一种天然的政治情结，强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以至于内圣而外王。对周梅森来说，如果文学创作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那么，政治小说的写作则是他报效国家与民族的最佳方式，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寻找到的一种最理想的角色定位。通过政治小说的创作，他伸张执政为民的新型政治理念，提出个人对国家政治建设的独特思考，凝聚与升华民族精神，构筑时代文化的宏伟大厦，直接服务于现实，为推动改革开放伟业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一份力量。需要指出的是，周梅森找到这样的角色定位并非易事，而是政治上苦苦探索与不懈追求的回报，是他努力克服知识分子自身缺陷的结果。在古代社会，知识分子要么依附于统治者，要么沉溺于政治清议，一旦遭受政治挫折，便求“全身而退”，走向疏离政治的极端，结果造成与自己的政治初衷背道而驰。周梅森以政治小说的创作突破了这种行为怪圈，彰显了知识分子投身主流文化建构、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