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京剧等戏曲的剧本即来自于《三侠五义》，只是更改了原来元代杂剧里主要角色的名字，受害人杨国用改成刘世昌（老生），张别古（丑），盆罐赵改称赵大（丑），赵妻（彩旦），添加了刘升（刘世昌的仆人，丑）。剧情基本不变：绸商刘世昌，投宿客店。店主赵大夫妇，窥其行囊沉重，顿起不良，在酒里下毒，毒死主仆二人。并将二人尸体砍为肉酱，杂以泥土，团成乌盆。事隔数年，毫无破绽。正好张别古至赵大处讨草鞋钱，赵大坚持不肯给钱，就拿了那个乌盆抵偿。张别古取盆回来，听见乌盆里有鬼声诉冤，于是张别古拿了这个乌盆到包拯处首告。包公受理了这个案件，发签拘提赵大，一审而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乌盆记》和其他的元代包公戏剧目不同，不断得到改编的机会，长演长兴呢？
触犯古老禁忌的犯罪
首先应该了解的是，这个戏里盆罐赵这样的行为究竟触犯了古代什么样的法律罪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身体的完整性，《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保全身体的完整，是尽孝的最基本的原则。即便是生命被剥夺，只要身体完整，受害人的鬼魂仍然可以面对祖先。即便是被朝廷处罚，只要不是列为重罪的，就是死罪，也能够被以绞刑这样能够保全身体完整的方式处死。只有实在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罪行，才处以“身首异处”的斩首。反对皇帝、侵害家长的，更要处以“凌迟”，将罪人身体片片零割，永无复原可能。
根据这个原则，杀人并且故意毁坏受害人尸体的，就是一项罪大恶极的犯罪，要予以严惩。按照唐宋时期的法律，杀人并且毁坏被害人尸体“支解人”，是属于“十恶”中“不道”重罪，罪犯绝不可赦免，必须要处死。而在这个剧本形成的元朝时期的法律里，盆罐赵的罪名更为严重，强盗杀人，并且焚尸灭迹的，相当于十恶大罪“不道”中的“支解人”，夫妻两人作为同谋共犯，不分首犯从犯，都要凌迟处死。而且要没收财产赔偿给“苦主”（受害人家属）。剧中包公的判罚可谓有法可依，将盆罐赵的家产没收，一半给赏张别古，“见义当为”，能代人鸣冤雪枉；一半给杨国用的父亲，作为“养赡之资”。这里的“养赡之资”，就是今天讲的“赡养费”，是元代法律特有的制度，凡是伤害他人造成残疾的，使用残酷手段害人的，都要没收财产作为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赡养费。
到了明清时候，强盗杀人的罪名本身已经加重到了只要“得赃”，不分首从皆斩，也就是说，不管是几个强盗，也不管受害人是否受伤害，只要抢到了一点赃物，哪怕只是一两银子，所有参与的强盗全部处以斩首。因此强盗杀人以后再焚尸灭迹的，就不再加重到凌迟处死。所以，在明朝的小说里，包公的判处就不再是将盆罐赵夫妻凌迟处死，而只是砍头了。而晚清《三侠五义》里，索性让包公使用刑讯，把盆罐赵直接弄死算了。
对于伤天害理行为的警诫
中国古代社会一般都认为，凡是人命案件，必须要“尸伤病物踪”五项要件。这是《水浒传》《金瓶梅》小说里提到过的。就是确认死亡要见“尸”；“尸”要检验出有“伤”、“病”来确定死亡原因；“物”就是物证，包括凶器或其他致死的物件；“踪”，就是指已经具有证人证言等足以证明行凶情节的踪迹。
在这五个要件里，尸体显然是最重要的，死不见尸，往往就难以定罪。那么是否就会提醒罪犯，有意识地毁灭尸体来逃避法律的惩罚？
没有发现尸体就难以定案，确实是古代法制中一个悠久的传统。宋朝以前就有这样的司法原则。比如唐代人刘肃在他的笔记《大唐新语》里就记载了武则天当政时这样一个案件。有一次，有个已经在御史台当官的告密人诬告驸马崔宣谋反。那个诬告的人预先将崔宣的一个小老婆拐走，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诬告说：“崔宣的小老婆知道他要谋反，就要去告发，结果被崔宣杀掉，尸体扔到洛水里去了。”武则天见这告发的人说得有模有样，就把崔宣抓进大牢，命令侍御史张行岌负责处理这个案件。张行岌几经武则天责难，仍然坚持未找到尸体不能确认罪名。并通过高额悬赏、派人四处秘密打探，果然找到了那个小老婆。张行岌立即向武则天报告，为崔宣平反，把那个告发者依诬告反坐。这个故事后来被收入了《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著作，被称为“行岌访妾（访是查访，妾就是小老婆）”，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故意毁坏受害人尸体企图逃避法律罪责的罪犯，要加重处罚。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五年（1027年）三月总结北宋仁宗时的法制状况，说是当时洞庭湖上常发生抢劫商船案，盗匪将受害人一概杀死后扔到洞庭湖里，这类案件即使被破获，抓住了罪犯，可是“以所杀尸飘没无可验”，仍然没有办法定案。只好上报到朝廷。而皇帝也要积阴德，往往宣布以“疑案”来结案，罪犯只是按照被怀疑的罪名宣判死罪，但并不确实执行死刑，而是减等改判为流放、刺配远恶军州等等替代死刑的刑罚。后来在这一年，李若谷担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辖区至洞庭湖湖区）知府，他发现本地有一些从流放地或刺配地潜逃回来的罪犯屡屡作案，手段残忍，大多是以前那些在洞庭湖杀人抢劫而没有定成死罪的惯犯。他秘密部署破案，抓获后将这些人以前后几件杀人案一起上报，判处死刑，并在市场上公开执行凌迟处死。
“尸伤病物踪”五项要件并不是在唐宋法典里的明文规定，它只是司法界的一个惯例，是一个审理的原则，并不是有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现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宋代最初的法典《宋刑统》，都没有这样明确的条文。而且不仅是唐宋时期，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法律都没有这样硬性的法律明文规定。因为法律规定也是会产生行为导向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明文规定，万一“启发”了凶徒毁尸灭迹，比如王婆、西门庆那样残忍的将武大郎尸体火化、或者是如北宋那些洞庭湖匪那样将受害人尸体沉入深渊，那又是多坏的“社会影响”。
因此这个鬼魂乌盆的故事，从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可是在古代却有重大的教化意义，是警告罪犯，冤魂不会因为死尸消失而消失，而是一定会显灵，来向包公这样全能的法官申冤，报仇雪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乌盆记》作为对于极度伤天害理、毁坏受害人尸体犯罪行为的严重警诫，是一个重要的教化性质的剧目，它试图援引神鬼的力量，来保持人们对于法制的畏惧。以更令人畏惧的来自于阴间的监督力量，来迫使人们遵守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