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事情并未到此消停。得势的新贵势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就在同一年，晋襄公在“夷”地举行大蒐礼，检阅部队，训练士卒，恢复三军旧制。可在三军将佐任命上，晋襄公再一次朝令夕改，乱搞一气。他本来是根据诸卿宗族地位高低与对晋国贡献大小，而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为中军帅、赵衰之子赵盾为中军佐，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对较为稳妥，能平衡诸位卿大夫关系的决定。可是，当担任太傅要职的阳处父（他曾为赵衰的属下）一加反对，晋襄公又马上改变了主意，将赵盾、狐射姑两人的位置给调换了，改由赵盾出任中军帅，并同时执掌国政，而狐射姑则莫名其妙被降为了中军佐。
很显然，这种没有定力、缺乏主见、朝令夕改的个性特征、行事风格是身为决策者的大忌。在别人眼里，这意味着决策者优柔寡断、缺乏担当，是平庸低能，是软弱无力。的确，政治需要妥协，但妥协的前提是不能放弃原则；处事需要变通，但变通的条件是不能率性随便；做人需要厚道，但厚道的界限是不能堕入窝囊。在许多情况下，身为一国之君，更应该乾纲独断，师心自用，有的决定即使不怎么合适，也要咬紧牙关挺住，坚持推行下去。要改，也是要过段时间，切不可当场推翻，自我否定，以至让人笑话，被人看轻。
晋襄公似乎并不深谙“君人南面之术”的精髓，动辄否定前议，另起炉灶。时间一久，大家就很自然将他看成是没有主见、败事有余的庸主一个。总之，晋襄公的宽厚、随和也许无人否认，但这种常人的美德，落在一国之君的身上，却往往会成为自己伸展拳脚的累赘，弊大于利，后患无穷。
作为一国之君，晋襄公身系晋国的安危，其性格特征与一切作为，都直接关系着晋国的历史命运之盛衰荣辱。
不可否定，他的包容与宽厚，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基本上或暂时地稳定了晋国的政局，避免了晋文公死后晋国内部出现颠覆性的动荡，使晋国的霸业在较长时间里得以延续，维系不坠。这一点，与当年郑庄公小霸、齐桓公首霸都及身而止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对此，晋襄公应该说是不无贡献的。
具体地说，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就淋漓尽致地打了三仗，殽之战杀得秦军一败涂地，片甲不留；箕之战，给强悍的狄人以迎头痛击；泜水之役，给蠢蠢欲动的楚人以严厉的警告，重挫了对手的气焰。接下来的戚之战、彭衙之战等作战行动，也进一步打击了挑战的对手，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左传·文公四年》（公元前626年）记载该年的夏天，“曹伯如晋会政”，杜预注“会政”曰：“会受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在晋襄公手里，晋国仍是首屈一指的中原霸主，后人由是而将晋文公与晋襄公视为晋国历史上的一个整体，称道其为“文襄之世”，尊之为晋国霸业辉煌的象征，不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晋襄公的性格及其作为，维系和推进晋国的霸业，只是表面性的现象，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而从深层次来考察，所造成的破坏，所带来的危害，才是本质性的，关键性的。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件事情。
首先是殽之战。
晋国与秦国是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秦晋之好，既是其互为婚姻的写照，也是双方战略结盟的象征，成为盟国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代名词。当然，由于国家核心利益的不同乃至冲突，早在晋文公统治后期，两国的关系已开始变得微妙，甚至产生裂痕。公元前630年，秦、晋合围郑国都城的关键时刻，秦穆公听从郑国说客烛之武的一番言词，与郑国私下议和，然后解除了对郑国都城的包围，率军扬长而去，将晋文公晾在一边，遂使伐郑之役虎头蛇尾、功亏一篑。晋文公当然恼火，但他从战略全局着眼，并不愿晋、秦关系就此破裂，因此，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断然拒绝了手下将领欲寻秦国晦气的请求，维系了秦晋之好的大局。
然而，晋襄公的见识就太差劲了，与乃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在重臣先轸的极力鼓动、强势主导之下，他居然轻启战端，在殽地设伏，聚歼秦军，“匹马只轮不返”。其实，这一仗本来是可以不打的，秦军的错误，只是没有向晋国借道而已，本身并没有直接与晋国为敌，灭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滑国，晋国一方如从双方战略同盟关系大局考虑，大可睁一眼闭一眼，事后再向秦国提交一份外交抗议就是了。可晋襄公偏偏信从先轸的蛊惑，居然大打出手，逞一时之气。这是极其轻率的行为，是取小利而忘大义的蠢举。
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一点悬念也没有，晋军高歌凯旋，秦师大败亏输。可这么一来，晋国的总体争霸战略方针就招致了严重的干扰，其争霸战略努力就遇上了致命的挫折。因为就晋国而言，楚国才是它称霸中原的最大障碍，才是自己实施战略打击的主要对象。所以，从晋国争霸战略全局看，殽之战的发生及其后果，乃是失大于得。这一仗虽然挫败了秦国东进争霸的企图，使秦国的军事实力遭到沉重的损失，但是却完全破坏了秦、晋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而且对晋国一直不依不饶，长期同晋国为敌，先后挑起报仇雪恨式的一系列战事，如彭衙之战、王官之役等等。
如此一来，晋国遂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侧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被动地位，受到掣肘，在战略上丧失了主动权，无法集中全部的力量与主要的敌人楚国进行周旋与战略决战。相反，其劲敌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春秋时期整个战略格局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秦国一样，晋国也是殽之战的大输家，而最大的赢者，毫无疑问，乃是楚国。而之所以会有这样挫败，归根结底，应该是晋襄公缺乏定见、附和先轸的逻辑结果。对此，晋襄公应当承担起自己该负的那份责任。
其次，是重用赵盾。
如前所述，晋襄公重组三军时，是以狐射姑为中军帅的，赵盾只担任中军佐，即副司令。可是，老资格的重臣阳处父的一番说辞，“赵盾贤于贾季”，让耳根子软的晋襄公轻率地收回成命，改变决定，将赵盾与狐射姑的职务，轻易地调换了。赵盾他本来就继承了其父亲赵衰的执政大夫一职，如今又拥有了军中的最大实权，成了朝中与军中无可争议的一把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不可一世。这应该是晋襄公人事决策上的最大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