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28年，雄才大略、“取威定霸”的一代英雄晋文公撒手人寰、寿终正寝，其子公子欢继位，成为新一任的晋国国君，是为晋襄公（？—前621年）。然而，大树底下不长草，与乃父晋文公相比，晋襄公自然显得平庸普通，相形失色。
这也是一代雄主之后接班人的共同特征，如胡亥较之于嬴政，汉惠帝较之于汉高祖，刘禅较之于刘备，唐高宗较之于唐太宗，建文帝较之于明太祖，都黯然失色。即：气概偏于内敛，性格偏于懦弱，能力偏于平庸，事业偏于平淡。很不幸，晋襄公身上恰恰集中了“守成之主”的种种弱点，而这些“软肋”又给日后晋国战略选择的失误乃至整个晋国政局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晋襄公的弱点，首先是性格比较懦弱，这导致他在大臣面前缺乏足够的霸气，不能拥有一国之君的绝对权威。晋文公逝世后，他的那些股肱之臣，如先轸、栾枝、赵衰、胥臣等，大部分犹健在，晋襄公不敢弃之不用，只好照单全收，让他们继续担任新朝的高官重卿。他们资历老，战功大，地位尊，势力广，都是晋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他们的眼睛里，晋襄公的分量自然远远不如当年的晋文公，觉得晋国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天下的霸主，乃是自己当年辅佐晋文公亲历沙场、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晋襄公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所以，他们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只希望晋襄公垂拱而治，对晋襄公的命令，合于自己心愿的，就听从；不感冒的，就软磨硬泡、阳奉阴违。甚至经常要晋襄公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办事，且态度十分生硬，手法非常粗糙，我行我素，肆无忌惮。
殽之战是否开打，是先轸的强硬推动，逼得晋襄公只好同意开战。当时战前会议上，先轸一开始就定了主战的基调：“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一个“必”字，让先轸狂妄自大、蛮横强悍、刚愎自用、予取予求的形象牢牢留在了历史上。尽管另一位重臣栾枝持不同意见，主张放过秦军，认为晋文公曾经受过秦穆公的恩惠，如今袭击并不对晋国构成直接威胁的秦军，将会没有面目对刚刚去世的晋文公。然而，先轸毫无商量的余地，振振有词说什么：“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军在袭郑未遂情况下，退兵过程中顺道伐灭了滑国，而滑与晋为同姓）”，乃是无礼放肆的行为，必须痛加惩罚，并强调：“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用政治正确来堵住持不同意见者之口，且视晋襄公为无物。而晋襄公也无可奈何，只能乖乖地顺从先轸的意志，同意在崤函一带伏击秦军。而他之所以听从先轸的要求而不采纳栾枝的意见，很显然，是因为先轸的资历和官职都要高于栾枝，“西瓜偎大边”，不得不如此。
还是这位先轸。在殽之战大破秦军，杀得秦军全军覆没，“匹马只轮不返”，俘获秦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之后，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可是，节外生枝，这被俘的三帅，让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夫人（也是晋襄公的嫡母）在中间一掺和，晋襄公居然将他们释放了。先轸在上朝时听说这个消息，勃然大怒，遂不顾起码的君臣之礼，在晋襄公跟前大发雷霆：“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轸越骂越生气，居然“不顾而唾”，愤然对着晋襄公吐痰。而晋襄公却只能忍着，不敢有任何责怪。
由此可见，那些重臣真的没拿晋襄公当回事，这个国君实在当得有些窝囊。好在先轸本人血液里尚有贵族的精神，事后也觉得自己过分，在接下来的箕之战中以自杀性的冲锋陷没敌阵，了结生命。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晋襄公在重臣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之烙印。
晋襄公的平庸，也表现为他缺乏坚毅的性格，耳朵根子特别软，遇事心中没有定见，随风附和，人云亦云，碰到矛盾绕道走，稍遇困难即打退堂鼓。于是乎，就非常容易为其他人所控制，施政理事，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这样一来，他的权威自然很难树立起来，他的形象当然不能不是平凡普通，为他人所轻忽。
《孙子兵法》有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作为决策者，要治国安邦，一定要让自己处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在政治上起主导的作用。即：使下属、臣子乃至民众认同、支持、拥护、配合自己的决策，言必信，行必果，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而不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去迎合、奉承下属的想法。否则，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行姑息之政。
要知道，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体，其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你期望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对你不满，顾此失彼。故古人有云：“臣毋或作威，毋或作福，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韩非子·有度》）
可是晋襄公疲沓软弱的个性，让他完全放弃了君主那个生杀予夺的权柄，思无熟虑，策无一贯，经常轻率地做出一些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决定，让臣下和民众看得眼花缭乱，匪夷所思。像释放孟明视等秦军三帅的决定，乃是听了母亲文嬴的一番劝说，随意就送上顺水人情；可当听了先轸的一顿斥责，又马上改变主意，收回成命，派人去追赶缉拿……尽管没能如愿抓回。
再如，公元前622年，流年不利，晋国政坛不少重量级人物，如中军将先且居、中军佐赵衰、上军将栾枝、上军佐胥臣等先后死去，噩耗纷至沓来。这种接二连三的重臣损失，大伤晋国政治的元气，几致国政停摆。
次年，情况稍稍稳定，晋襄公就开始进行政坛的重组工作。他有自己的盘算，即压缩军队，将五军精简为传统的三军，同时多启用家族历史辉煌，但当时已被边缘化的老人集团，而稍稍压抑那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新贵势力。据此，他搞出一份自己的口袋名单，要点是由士穀任中军将，梁益耳任中军佐，箕郑父任上军将，先都任上军佐。
可这么一来，那些原来已占据晋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新贵们不干了，他们的代表人物狐射姑（狐偃之子）、赵盾（赵衰之子）、先克（先且居之子、先轸之孙）、栾盾（栾枝之子）、胥甲（胥臣之子）就闹腾起来。先克跳将出来代表新贵势力发言，大声疾呼：“狐、赵之功不可忘！”
面对新贵势力的反弹，晋襄公没辙了，其缺乏主见、缺乏坚毅的性格弱点马上暴露无遗。他很快从既定的立场上缩了回去，改变了原先的方案，形成一个妥协：让狐射姑、赵衰、先克等三位新贵入六卿之列，同时再将老臣集团的箕郑父、先蔑、荀林父也任为六卿，新旧各三，以作暂时的平衡。这种妥协，其实导致新、旧两派都不满意，老臣集团失去最重要的中军帅之职，恼怒是可以想见的，而新贵集团中栾盾、胥甲未能入六卿之列，同样心情郁闷，愤愤不平。晋襄公是老鼠钻了风箱——两头受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