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收有《石刻铺叙》，其底本是副都御史黄登贤家的藏本。而黄家的这个本子是朱彝尊曝书亭的旧藏，书的末尾有朱彝尊跋文手迹和名、字二印。当朱彝尊从苏州射渎的一户人家抄来此书时，他说自己好像是在象犀珠玉之外，又网罗到珊瑚宝珠。不过，朱彝尊《石刻铺叙跋》有两处硬伤，一是他以为该书作者曾宏父就是曾惇。曾惇，字宏父。他是南丰人，是北宋右相曾布和著名女词人魏夫人的孙子。而《石刻铺叙》的作者曾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是庐陵人。清代厉鹗等人刻《南宋杂事诗》，题《石刻铺叙》为曾惇所撰，这是沿袭了朱彝尊的错误。朱彝尊《石刻铺叙跋》还责备陈思《宝刻丛编》没有顾及《石刻铺叙》。其实，《铺叙》中的一些石刻断手于淳祐八年(1248)，而《宝刻丛编》则成书于此前十七八年。朱彝尊要求陈思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也太难了吧。四库馆臣指出了朱彝尊的这两处硬伤。可是，他们自己也犯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人为了避宋宁宗的讳，多把曾惇称作曾宏父，这就造成两个宏父被混为一谈。事实是，宋宁宗名叫赵扩，他的父亲宋光宗才叫赵惇。
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仪真，曹寅曾委托朱彝尊编辑具有专门经济史性质的《两淮盐策书》。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两淮盐策书》二十卷编成。次年四月，朱彝尊至扬州，然后又到真州，把此书交给曹寅。曹寅慨然首肯捐赀刊刻朱彝尊的文集。为了报答曹寅的盛情，朱彝尊打算将南宋麻沙书坊刊刻的一本《鉴诫录》送给曹寅。《鉴诫录》传世极为罕见，清初文人所能见到的宋刻本仅此一部。这部书在明代万历初年藏于项氏的天籁阁中。当朱彝尊将这本书弄到手时，他的好友争相拜观，纷纷撰写题记题跋，王士禛还亲手抄录校正。对这样古色苍然的珍本，曹寅认为不能夺人所爱，就影录了一本，将原书完好归还。扬州书局编刻《全唐诗》，还从《鉴诫录》中采录了数十篇。
明清时期固然没有著作权法，不过朱彝尊已经有了著作权意识，他对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不光彩行为嗤之以鼻。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朱彝尊拜会陆陇其时说：“永乐时胡广等人编纂的《五经四书大全》，多袭取先儒的言论，可见其为小人。现在应该将先儒原书刊行，使天下人都知道胡广等人的鄙陋。”过了些时，陆陇其见朱彝尊案头有敖继公《仪礼集说》、卫湜《礼记集说》、王东岩《周礼订义》、杨复《仪礼图》，以及《皇朝编年录要》宋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钞本等。朱彝尊当时说：“著书采用前人的言论，一定要记载他的姓名。采用其人的言论而隐没其人的姓名就是剽窃。这种毛病起于明朝。”朱彝尊曾详细考察《五经四书大全》摘引理学诸儒之注而忽视古注义疏的情形，用这样一句话鉴定完毕：“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
曝书亭的藏书对清代的图书刊刻和丛书编纂事业也作出了贡献。如钱塘人汪立名就从朱彝尊处得到珍稀古籍的旧钞本，刊刻于一隅草堂。徐乾学刻印《通志堂经解》，也从朱彝尊那里征得家藏善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下诏修纂《四库全书》，向天下征集遗书，要求进呈备用。次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提到的藏书最富之家，有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因此，四库馆臣们征取了不少曝书亭藏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朱彝尊家藏本有三十三种，三百八十八卷。由此可知，曝书亭八万卷藏书中确实有不少秘钞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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