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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是被司马迁吹出来的?(3)


   二是文人。大伙喜欢李广,司马迁立了首功,但还离不开后世文人的接力传诵。文人们从李广身上找到一个十分有用的标签——怀才不遇,命途多舛。加入赞颂李广行列中的诗人文才实在太多(以开边尤力的唐代为最),且不乏重量级人物,如骆宾王、王勃、陈子昂、王昌龄、高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李商隐。他们纷纷写下赞颂李广的诗词名句,不少已是妇孺皆知,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王勃);“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林深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伦);“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在古代中国,以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平民百姓的偶像,他们往往引导甚至直接决定着社会舆论和大众观点。同时,古代诗词其实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文人眼中的李广形象很快流传开去,植根于社会大众心中。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老百姓喜欢李广,除了司马迁的定位和众多文人的宣传,最重要的是李广身上至少有三处普通百姓喜欢的地方。一是有真本事,箭术高超。据笔者统计,《史记》描写李广射艺超群至少有8次:一射匈奴射雕者、二射匈奴白马将、三射匈奴追杀者、四射林中石、五射大老虎、七射练习靶、八射匈奴裨将。对李广来说,射箭不仅是工作技能,更是一种习惯甚至嗜好。他“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击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史记·李将军列传》)。二是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史载:“广廉……终广之身,为二千石(一郡太守的秩俸)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这样的清官,老百姓谁不喜欢?三是以情带兵,以慈掌兵。李广不但清廉,而且疏财,还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李广常年在北方作战,条件艰苦,尤其野战期间往往断粮缺水。在这种情况下,“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史记·李将军列传》)。相反,霍去病尽管军功卓著,却一点不体恤士卒。史载:“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李将军“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李广死时,“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汉书·李广苏建传》)。甚至1991年的敦煌市场还有一种“李广桃”出售(高兵:《从史书记载看李广抗击匈奴的活动》,《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否李者”主要有两种人。 
   一是兵家和学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人看到的是李广的高超箭术和悲剧命运,老百姓看到的是李广的清廉和仁爱,而兵家和学者看到的是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屡战屡败的战绩。兵家讲求实际效果,学者追求全部事实,他们看到的李广与文人和老百姓眼中的李广不同。兵家和学者认为,李广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他治军散漫,“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铜锅,白天用以做饭,晚上敲击巡逻)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侦察兵)”(《史记·李将军列传》)。名将程不识的治军风格与李广完全相反,他曾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史记·李将军列传》)察司马迁之意,是贬程不识而赞李广。司马光则认为:“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资治通鉴·汉纪》) 
   二是皇帝。兵家和学者不喜欢李广,这没关系,但皇帝不喜欢李广就严重了。文帝虽然当着李广的面说过欣赏他的话,但临终前嘱咐太子(后来的景帝)时,推荐的不是李广,而是周亚夫。为什么?周亚夫治军极严,连文帝都进不了他的细柳营。李广则相反,连起码的侦察兵和哨卫都不派。在李广手下当兵,当然很自由很舒服,但若遇大敌,往往慌乱无措。李广所部至少两次面临这种情况:一次百人逢千骑,李广部“皆大恐”;一次4千遇4万,李广所部“皆恐”、“皆无人色”。(《史记·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这样写,本是为了衬托李广的镇静与勇猛,不料恰恰暴露了李广不善于治军带兵的弱点。而且,李广虽然爱护部属,但他动辄全军覆没,这样的爱护还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李广爱兵和家长溺爱孩子最后却害了孩子没多大区别。汉武帝还算开明,起用了李广,给了他四次机会。但李广表现不行,结果连武帝也不想用他了。 
   
  四、公孙敖是谁? 
   《史记》中,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传记之间隔了一个《匈奴列传》,但司马迁把李广与卫、霍进行比较的痕迹仍十分明显。其实,与李广更有可比性的不是卫青与霍去病,而是另一个人——公孙敖。公孙敖与李广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老乡,都是甘肃人;第二,发展轨迹相似,都是以良家子(西汉多征囚徒和罪犯从军,良家子指清白人家子弟)从军,均因在汉匈战争初期表现勇武调入宫中担任皇帝的侍卫;第三,共同参加过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四次大战(雁门之战、漠南之战、河西—右北平之战、漠北决战)。 
   值得细说的是第三个相似点的四次战事。 
   一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的雁门之战。李广与公孙敖地位相同,均以皇宫侍卫身份出任将军,独当一面;所领兵力相同,均为1万;作战结果也差不多,都是惨败,李广则更惨,被匈奴生擒。有人认为,李广几乎全军覆没是因为匈奴只盯着他转,围着他打。这是偏见,否则如何解释公孙敖亦损兵七千的事实?李广与公孙敖败归后,论罪当斩,两人都花了银子顶罪,被贬为庶人。 
   二是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漠南之战。李广和公孙敖不再独当一面,都成为卫青部将,出定襄寻歼匈奴主力。此役,李广为后将军,公孙敖为中将军,李广位置相对较差,两人均未建功。 
   三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右北平之战。此役,两人参与的是同一战略行动的不同战役方向:公孙敖与霍去病分兵出击河西,是主要进攻方向;李广与张骞分兵自右北平出击,是次要进攻方向。结果,公孙敖失道误期,第二次被判死刑,他再度破财赎命,成为布衣平民。李广稍好,杀敌自损相当,功过相抵,无赏无罪。 
   四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李广与公孙敖再度跟随卫青出征,李广成了前将军,公孙敖还是中将军。李广位置更好,只要遇敌就有立功机会。但汉武帝战前授意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匈奴军接战,造成李广失道、误期、自杀。司马迁指出,卫青这样做是出于私心。原来,卫青尚未出人头地时,曾蒙公孙敖救命。公孙敖于七年前的河西之战中因失期削侯,故卫青特意带上他参加漠北决战,以戴罪立功。临战前,卫青把李广所部由“前军”变为“右军”,公孙敖遂由“中将军”充任“前将军”。此役,李广的军事生涯走到尽头,公孙敖亦未能立功。 
   两人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李广被贬次数较少,崛起速度更快。李广被贬为庶人只有一次,而公孙敖有两次。两人同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的雁门之战后被贬为庶人,李广于两年后重新崛起,而公孙敖等了五年。 
   第二,李广上头没人关照,公孙敖有卫青庇护。公孙敖第一次被贬为庶人后,就是卫青帮忙,让他以校尉(略次于将军)身份随他参加了出击匈奴右贤王的行动(公元前124年),使公孙敖得以立功封侯(李广时任右北平太守,未参加此役)。 
   第三,李广自杀,公孙敖被斩。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的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之战是公孙敖最后一次告别演出。此役,汉武帝出动21万军队大举出击,欲再现漠北决战的辉煌。公孙敖率军4万(骑兵1万,步兵3万)出雁门,不料遭遇匈奴左贤王主力,伤亡惨重。结果,公孙敖第三次面临军法审判,按罪当斩。这一次,公孙敖未再交钱保命,干脆诈死逃过一劫,然后隐匿民间。正所谓逃过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公孙敖于五六年后被发现抓捕,旋因妻子参与巫蛊案被株连处死。 
   公孙敖出身与李广相似,军旅生涯同样曲折,结局也十分悲惨,但他没有李广出名。为什么?其一,公孙敖箭术不如李广,缺乏传奇色彩。其二,公孙敖才不出众,有卫青关照,且封合骑侯,不是怀才不遇的典型。其三,司马迁不重视公孙敖。《史记》中,李广单人为一传,卫青与霍去病战绩卓著,尚且合为一传,公孙敖的简要事迹不过附在卫、霍传之尾,寥寥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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