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闹出如此大事，北平的党政机关又在做什么呢？其实，从20日总工会发生纠纷起，市党部就多次请求北平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派人维持秩序，但军警方面认为工会系“在党部指导下之机关，不便用武力加以干涉”，竟未作处理。直到大规模暴动发生后，军警当局见时机成熟，才出面镇压。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派出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一一三旅以及宪兵、警察等大批军警，把守城内各要冲，以及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各处通信、公用机关。晚7时许，人力车夫见军警出动武力镇压，逐渐停止了捣毁活动。8时许，军警开始驱赶逮捕人力车夫，并派军警封闭人力车夫工会总部及各支部。当晚，军警捕去人力车夫工会首领贾春山等183人，又在蒋养房火药局包围并逮捕了聚会中的人力车夫工会西北城支部人力车夫1200余人，后拘禁于西安门内光明殿兵营。晚10点，警备司令李服膺宣布北平临时戒严，禁止聚众集会和随意出行。同时，为防止人力车夫破坏通县发电厂，又通知通县驻军实施戒严，严守发电厂及各城门。至此事件基本平息。
此次人力车夫暴动，电车公司损失惨重。根据电车公司统计：公司机车被捣毁43辆，拖车被毁20辆，铁轨岔道被掘10处，站亭木阁被拆毁5座，各种物件被毁300余件，票款及车票被抢130余起，仅车辆损失即达20余万元。电车工人也深受其害，截至24日，电车工会登记电车工人重伤14人，轻伤18人，失去衣帽、票匣、钱袋者65人。事后，电车完全停运18天之久，直到11月10日才部分恢复通车。
砸电车事件还使北平工会系统遭受重大打击。人力车夫暴力事件的发生，以及总工会的瘫痪，使得市政府能够绕开国民党党务系统，以合法理由插手工会事务。暴动次日（10月23日）清晨，北平市政府、社会局、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市党部就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人力车夫工会暂停活动，清道队、工程队、沟工队工会“遵中央令”解散。对于政府出手解散本属党务系统领导的工会组织，市长张荫梧在致行政院电文中解释道：“查中央公布工会法第五节规定，破坏安宁秩序及妨害公益者，得由主管官署解散。该工会此等行为，实属无所曲贷。拟即遵照办理，以靖乱源而维法纪。”而北平市党部反应则相对迟缓，24日市党部民训会才“追认”似地下令停止人力车夫工会活动。
对于其他工会的活动，市政府也采取了强力的限制、镇压手段。当局通告：“在此戒严期内，各工会集会结社，除经军警各机关核准者外，一律严行禁止，其有不服从指挥者，依法惩办。”“如有以上开会情形时，应即以敏捷之手段，包围该开会之所在地，并逮捕开会之人。如各该长官以及警士，有退缩不前者，严肃惩处之。”25日凌晨1点，“为严防无知工人，再受人鼓动，以维全市治安起见”，公安局派出大批警察，强行解散了工程队工会、清洁队工会、沟工队工会。暴动后，张寅卿势力被消灭，改选派各工会所组织的筹备改选委员会得以顺利运行。28日，筹委会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选举总工会执行、监察委员，30日，新任执监委员在市党部宣誓就职。
事件中作为施暴一方的人力车夫，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暴动前，西单支部人力车夫曾将人力车排列在丰盛胡同路口和西单大街电车轨道上，作为路障。砸电车活动开始后，车夫纷纷奔往市内各处，于是多“置车于口外而不顾，由于无人看守，车辆又多，奸人遂乘机觊觎，私下偷去不少。晚十时许，各工友各处工作归来，车辆早已不翼而飞。以衣食所关，生命所系，当有六七人齐赴总工会喧嚷，索要车辆，灼急万状，且有哭号者。其时总工会已人去楼空，经会内工友说知其故。各洋车夫闻讯之下，皆号啕大哭，甚有滚地长号者，经工友竭力劝慰，始恨恨而散。”
四
暴动平息后，23日上午，由于害怕电车工人报复，或被军警逮捕，全城人力车除少数自用车外均未出车。以致不少车夫抱怨“吾侪小民生计异常困苦，经此打击，一般赖车以为衣食者，莫不叫苦”。所幸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中午前后，人力车营业已逐渐恢复正常。其原因，首先是车夫生活所迫；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意在迅速恢复秩序。因此23日早晨开始，各警署就专门向各车厂发出通知，并转达各车夫，照常拉车。
而事件中被捕的人力车夫，则受到了拘禁和审判的处分。特别是在光明殿一处，就集中羁押了人力车夫工会西北城支部的1243名人力车夫，情况颇为凄惨：“拘留有十二岁左右之幼童，亦有六七旬之老叟，情状甚属凄惨，……垣墙外有无数车夫之老母稚子，倚槛环泣，谓三日不举火，腹饿欲死，询问何日可以释放。守卫兵士……婉请退去，然终有未能尽去者。”23日，北平军政当局合组军警宪联合会审处，于24日开始审讯光明殿被拘车夫。其实，这些车夫还真没动手砸车，当时他们还在集合开会，就被军警“一网打尽”了。
于是，在众车夫被关押的10月、11月间，北平各工会、市党部、各民众团体就多次派代表谒见军警当局，为光明殿被拘车夫求情：“此次光明殿拘押之车夫人数过多，内中分子复杂，但多为贫苦之人，若长期拘押，不免影响各该家族生计问题”，故“代述伊等之苦衷”，请求军政当局将其早日释放。还有求情的说：“人力车夫俱系贫苦民众，知识实浅，动骤取咎，以至此次事变。结果数百无知工友俱系囹圄，自身不能工作，妻子亦受饥寒，情殊可悯。……况现元憝伏法，大恶已除，此在拘之车夫，应早为释放，以解人民之例悬。”因此，当局认定其中大部分车夫并无大罪。至11月初，被捕车夫，包括工会下层干部，大部均已释放——由军警分别带到四郊，“驱逐出境”。
而对于挑起事端的旧工会执委，则被当局指为暴动主谋，加以严厉惩治。23日，军政当局明令拿办暴动主使张寅卿、陈子修、韩质生三人。当天下午，陈子修在前门东车站准备逃往天津时被捕。张寅卿、韩质生则逃往外地。10月30日，北平市党部决定，陈子修、韩质生“永远开除党籍”。11月6日，北平军政当局以陈子修、贾春山、马文禄、赵永昌四人“煽惑人力车夫万余人，分别指挥砸毁电车，扰害公安，破坏秩序”，依照《戒严条例》《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规定，不经法院审判程序，仅报国民政府核准后，将陈子修等四人判处死刑，枪决于先农坛刑场。
五
总而观之，1929年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是一个长期的矛盾积累过程。工会内部的政治斗争，自然是引发事件的直接原因。电车工人、人力车夫、工程队工人几次冲突之后，组织化和暴力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国民党派系斗争搅和其中，工人被政治势力当成了内斗工具，替人冲锋陷阵，结果深受伤害。
而人力车夫砸电车事件的原因，还并不止于派系斗争。事后就有报纸记者调查：参加暴动的车夫多数并不知晓工会内部的密谋，而是被裹挟参加的“盲从者”。不少车夫事后都表示：“昨晚捣毁电车之原因实不知详情，惟只有一部分工友遇有车夫，不论有无乘客，均勒令交车，持棍赴各处去捣电车。”“昨日命令打电车，并令右臂缠红绳为记，至于为什么要去打，本人实不知道。”还有一些是贪图小利，“奉总工会令打电车，允每人给洋四角”。
所以更本质的原因，还是人力车夫长期以来极为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还有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正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早在1926年就发出的质问：洋车夫“做社会生利的分子。可是坐车的有几人还尊重他们的人格呢？有几人和洋车夫表同情的呢？”（李景汉：《北京拉车的苦工》，载《现代评论》第3卷第62期，1926年）公安局在其制定的“处理警察与人力车夫纠纷办法”中，甚至需要明文提醒警察“对于人力车夫不得轻视，与各阶级民众一律待遇”。老人力车夫任有德在回忆自己参与1929年砸电车的心情时就认为：“事件的表面原因，固然是由于电车的出现，大大减少了人力车的客座，砸了许多人力车夫的‘饭碗’；实际上，是由于旧社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欺压、凌辱、剥削和苛捐杂税的重压，使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吐不尽的苦水。穷人忍无可忍，遇上某种机会，便一触即发。”（任有德口述，李英夫整理：《北京的人力车》，载《文史资料选编》第13辑）1928到1929年人力车夫的一系列诉求活动，已经预示出暴力的征兆，但市政当局和有关各方都没有重视，更没着手解决。人力车夫通过和平协商和小规模的示威，无法改善生存状态，反而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其不满和怨愤日积月累，又缺乏体制内的宣泄和仲裁途径，最终只能以总工会改选事件为契机，激烈地爆发出来，撞了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空留一段往事，供后人评说、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