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曾参与“青记”活动，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范长江“已经远远逾越战地特派员的角色，全力推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更是违反报纸不结党的政策。”“由于学会的责任，他到前线的频率不能符合编辑期望……‘我被大公报解雇，扫地出门，开除了！’他大声宣扬。”黄仁宇的这些文字，不仅证实了范长江与大公报宗旨的不合，而且明确指认大公报因此迫使范长江离开。
解读1957年范长江的这篇文章，不能排除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局限，但作为研究范长江乃至大公报的一份历史资料，却是有价值的。同为“青记”会员，抗战初期与范长江有过多次交往的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曾说：“作为后学，我对长江与大公报的关系，没有资格评说。但以我在大公报服务多年的经历与感受，我以为，长江的这篇文章至少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而宁可认为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氛围下，不得不表明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如是，则不能不承认，长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同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苦衷。诚如徐盈兄所说：‘长江是人不是神，不要把长江神化了。’我极表赞同。”
总之，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无论是范长江请辞，还是大公报解聘，至少不是一句“政见分歧”所能解释的，后人也不必因此而顾忌“有损”范长江作为杰出记者的声誉。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后
范长江脱离大公报之后，创办了国际新闻社，继续为团结进步记者，宣传抗战做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青记”与国新社被查封，范被通缉，不得不去了香港。1942年又进入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据说，他最初还曾写了几篇解放区印象记之类的通讯，传到延安审稿，结果延安方面只肯定了两篇可用，另外的几篇却因为“不符合党的政策”而未能发表。此后十年，他虽然没有离开新闻工作，并且在1949年以后担任过新闻出版署和人民日报的领导者，但在新闻业务方面却再无新的建树。1952年更被调离了新闻界，人们也再没有看到过他那脍炙人口、颇具特色和充满激情的新闻通讯。
范长江曾是一位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为什么从抗战后期开始，就再也没有能够发挥他的才能呢？
1988年，夏衍先生在纪念范长江的一次讲话中，从一个侧面给了人们一个答案，他说：“解放以后，范长江这个名记者不写文章了，文章很少。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说，喉舌不能代表人民说话，那还是什么喉舌？耳目和喉舌的作用都不能达到了。他（范长江）说，不一定！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啦！跟苏联一样嘛！”由此，夏衍先生认为，范长江后来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没有发挥他的才能和作用，是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夏衍先生能够提出“解放后范长江不写文章了”这样的问题，已经比较尖锐，也很解放思想了，但笔者以为，对于范长江脱离大公报之后的“不写文章了”，仅从“苏联或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考察是不够的，而且有些牵强，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思考。可惜，目前鲜见范长江的同事、朋友以及有关学者对他1942年以后的新闻活动有详实的回忆和深入的研究。即使本文引述的他1957年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都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范长江，基本局限于他1935-1941那短短的六年，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范长江。
“青记”会员、曾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的于友先生披露，1961年，范长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记者工作随想》，其中写道，“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在群众；一个记者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你就会心中有底，就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着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他还认为，“现在记者的生活是机关化的，不利于记者深入群众，和群众脱离久了，就很危险。”
这些话，是范长江在离开新闻界近十年时写下的，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不得而知。但它至少表明，范长江的新闻情结未泯，并且有了新的思考，应该说，他写的很有现实针对性，也比较深刻，可以视为他多年新闻实践（包括1949年以后）的思考和总结，也是他的肺腑之言。可惜，在他生前没有、也不可能公开发表；而他自己，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了，至今死因不明。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曾饶有意味地写道，范长江“除了名声和读者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治资本，而这两者都是大公报给他的。”似乎在暗示范脱离大公报以后的作为。他更明确地说：“范长江的故事并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对一个运动牺牲奉献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