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杰出代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他参与创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今中国记协前身）成立的日子（11月8日）被确定为中国记者节，可见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不过，许多人不甚明了的是，范长江的成名，是与中国报界最负盛名的大公报有着直接关系的。1935年，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因发表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声名鹊起，并正式加入大公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活跃在华北战场，其战地通讯更为读者所乐读、追捧。然而，仅仅一年后，1938年秋武汉失守前夕，在抗战最需要他发挥才能与作用的时候，范长江却忽然离开了大公报，而且再也没有写出超过他以前水准的新闻报道。这是为什么？
对范长江一篇文章的解读
关于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关系，回忆、论述甚多；对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原因，更是众说纷纭。但无论朋友、同事、学者怎么说，即使是范长江亲属的说法，也只能算一家之言。范长江自己怎么说，应该才是最重要也最可信的。但很可惜，他生前没有就此留下更多可考的文字，他在文革中的“交代”也被认为并非由衷之言。
这里引述一篇未见论者关注的范长江自己写的文章试做解读。此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10月6日大公报加框转载，题目是《要“招”旧大公报之“魂”么？》这是“反右”运动后期，范长江有针对性的一篇文章，也是他1949年以后公开发表的鲜见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涉及了他与大公报的关系、他对大公报的认识，以及他离开大公报的原因，值得研究、玩味。
关于他脱离大公报的那段“公案”，范长江是这样表述的：
1938年秋，武汉已经准备撤退了，反共的逆流正在抬头，“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言论十分嚣张。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要我学写社论，我就写了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的主张。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就把这篇文章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了。张季鸾很不高兴，约我谈话：
“你为什么发表这样的主张？！”他严厉地质问我。
“我认为这种主张正确。”我坦然回答。
“这种主张是蒋先生（即蒋介石）所反对的。”他说。
“我只能赞成真理。”我说。
“大公报必须以蒋先生的态度为态度！”他激动起来。这是他平日不肯讲的一句实在话。
“我个人还有我自己的态度。”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是大公报的人，只能以大公报的态度为态度！”他恼怒了。
“我是中国人！我要以中国人民的态度为态度！”
从此我就离开了大公报。
关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原因，范文自己的说法，即他与张季鸾的冲突，较之其他人似更有说服力，或更可信，但需要佐证。
据“青记”首批成员、与范长江同时在大公报工作过的著名记者徐盈回忆，范长江最初决定离开大公报时，他们曾想与之共进退，但“长江自己也有些举棋不定”。后来，范约徐盈和彭子冈（徐盈夫人，大公报著名记者）出去谈话，范说：“报馆是在有意删改或拒登我的稿件，而对你们还不是这样，你们有什么必要和我一道离开呢？”他说服了徐盈和子冈在大公报坚持下去。
这里需要注意的背景是：
徐盈、子冈夫妇都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而那时范长江还在党外。对于范要离开大公报，徐盈曾说“当时我们不同意他在紧要关头离开。”劝说不成，才有了“共进退”的想法。这背后是否有中共组织方面的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从另一个角度多少佐证了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周恩来对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殊觉惋惜。
当时，范长江只有29岁，又逢抗战初起，可谓热血青年；而张季鸾也确实被蒋介石尊为“国士”，并且与之过从甚密，张“以蒋的态度为态度”和范在愤然中对张做出“抗命”的举动，都是正常的。如果范文所述对话是真实的，那么，他们的决裂也是一种必然。
问题在于，范文存有疑点。
范所说他那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发表在1938年1月13日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第36号上，国民党关于“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则明显晚于其后。而范文又说，张季鸾找他谈话时在1938年秋。这在时点上是不吻合的，不能不使其“政见分歧”之说打了折扣，至少无法令人信服（后人引述此说，更不可信）。
徐盈的回忆说，范在劝他们不必与之“共进退”时谈到，“报馆是在有意删改或拒登我的稿件”，这里，没有具体说他被删改或拒登的是哪些稿件，因而也不能推导出范长江因“政见不同”而去职的结论。如果说，范的去职有“意气用事”的因素，倒是比较靠谱。况且，范自己曾承认过，大公报（胡政之）从不删改他的稿件。这显然又与他对徐盈所说是矛盾的。因此，人们对范的说法只能存疑。而徐盈的回忆则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没有必要臆造。
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是自己辞职，还是被迫离开，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对范长江与大公报的评价。
范长江在大公报记者任上，除了采访、写稿，还有大量的社会活动，发起和组织“青记”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大公报的王芸生、王文彬等也曾在初期参与其中，但“青记”后来的“向左转”，会不会引起以“不党”自居的大公报领导者不满，以致迫其离开呢？
徐盈在文革中的一份“交代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述：1939年，大公报迁重庆出版后，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在重庆继续从事“青记”的活动，曾遇到许多困难，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找我谈话，最后点题说：‘听说你在搞青记学会，不能再让范长江的影响继续了，大公报就不要再搞了吧。’”可见，大公报高层对范长江的活动是警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