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恢弘的是带动了民用工业的起飞，从洋务派经营官办民用企业，发展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诸组织形式，在冶炼业、矿产业、航运业、纺织业、电讯业、铁路诸行业中产生一大批民用企业，著名的有汉阳铁厂、开平煤矿、上海轮船招商局、湖北织布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中国通商银行……大清国的经济由此得以腾飞，一些经济学家估计，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占到20%以上，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数亚洲第一，世界前列。那么这些辉煌成就是否能证明“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优越性呢？是否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无比正确呢？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工业，主要着眼于增强军事力量，且只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而不改变其专制体制与封建生产关系，必然不能真正解决提高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的问题，乃至腐败经营而徒有其表。为了供应军事工业的原料和减轻财政经费的负担，接着又举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为解决资金问题，又不得不广招商股，然而其所谓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官方色彩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民族资本只为其利用的对象。所谓“官商合办”，就是政府出一部分资本，再招收一部分商股，经营管理大权完全掌握在官僚手中，一般商股唯按年分红而已；所谓“官督商办”，尽管许多企业资本的全部或大部都由商股组成，然仍由政府派官僚管理，官僚买办大权在握，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商股仍处于无权地位。这些企业的资本，直至企业的生产、销售，基本为官府所控制。
如轮船招商局属首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而招商局中各总、会、帮办等各级管理人员，俱由北洋大臣委任，经营腐败而黑幕重重。商民们虽经入股成为股东，但仍不啻途人，岁终按股分利亦需仰官府之鼻息。由于官僚的腐败经营，企业多数亏损失败，时人陈炽《庸书·矿人》指出：“试观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商民百万资本尽付东流，今日偶及开矿一端，已几望影惊心，谈虎色变矣”。商股投资的结果，不但获利难期，甚或鸡飞蛋打，血本无归，所以“官督商办”成为官方的一个集资陷阱。郑观应《商务歌》诗言：“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以湖北汉阳铁厂为例。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电驻英公使要定购炼铁机炉，英国人告知在办厂前先要化验铁矿石、煤焦，确定其质地可炼何种钢，才定配置何种机炉。张之洞对此充耳不闻，大言：“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把铁厂改到湖北，一时找不到煤、铁矿。后来总算靠一个英国矿山工程师协助购得大冶铁矿，于是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然而又找不到好煤，只好到德国去购买焦炭，掺杂土焦使用。如此费时6年，预计开支200万两，实际耗费583万两，但每日仅出40余吨铁，均不合用，更没有炼出一吨合格的钢。后来盛宣怀接手，才找到萍乡煤矿，又招商股200万两，还是炼不出好钢。再次派人出洋考察，才发现原购机炉不适用，只得再从日本人贷款改装设备。后人感叹：“糜去十余年光阴，耗费千余万之成本，方若夜行得烛，回首思之，真可笑也！”此类教训并没有为中国人所吸取，而一再重蹈覆辙，绝非一笑就可了之的。
当官营企业的弊病已大大暴露之时，清政府不作及时的改变，将其转为民营方式，依然维持着这半死不活的官营门面。李鸿章曾写信对人说：“闽船创自左公，沪船创议曾相，鄙人早知不足御侮，徒添糜费。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尽管许多商人主张办近代工业“当去官督之名，求商办之实”，否则，“仍未得为经久之计也”。然清政府根本听不进去，坚持以官府经营为主导，对工业经济不能放松控制的既定政策，从而对民营产业一贯持压制打击态度。当时虽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民族资本经营的日用品工业，如面粉厂、火柴厂、造纸厂、印刷厂、制糖厂、榨油厂等，由于官府势力在其中往往起着阻碍的作用，大都规模较小，道路坎坷。洋务派为其统治地位考虑而不愿人民掌握机器工业，以发展资本主义，只想自己垄断和把持主要的工业部门，从而限制民族资本的拓展。
如轮船招商局享有排他性的专利权，1880年代初期广东和上海的一些商人要求创办远洋和内河轮船公司，李鸿章批驳“不许另树一帜”。1882年洋务派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李鸿章又明确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基隆煤矿在筹建时，清政府即下令封闭民间煤窑12座。而洋务派官僚经营的企业，不但常常垄断行业，并享有种种特权，如可免纳厘税，或只纳一次关税就可行销全国等。而对一般私人资本创办的企业，不仅不予免纳厘税，还常有各种限制与勒索，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只有百余家，共计资本约470万元，平均资本不过4万元，不仅不能和外资企业相比，也只有洋务派所办民用工业平均资本的1/20。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非但部门狭窄，且处于非常微弱的地位。
与日本明治维新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同，洋务运动是为了巩固传统的专制统治而被迫改革，所以洋务派没有振兴经济的全局考虑，没有推动民族工业化的连续性措施，更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措施，也没有放松对民众职业和迁徙方面的控制。而官营企业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落后，成本高且浪费大，官僚政府的腐败所导致的各类弊端可谓触目皆是，军队装备表面上似乎有了很大的改良，而其内部指挥、管理诸机制依然如旧。
结果甲午一战，在洋务运动中创建而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就被小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签订或可谓大清30年洋务运动结果的一个缩影，自此大清国力陷入严重衰退。洋务运动的中心环节是追求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犹以海军建设的规模宏大，最后却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而告终。甲午战争前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在《使华记，1893-1897年》中描写道：“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依然没有要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基本认识。
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社会官府经济的重蹈覆辙，是国家官府工业在新形势下的惨败。尽管洋务运动拉动经济与增强国力的作用不可一笔抹杀，但必须看到，其经济的发展带有相当泡沫，其国力的增强更是虚有其表。洋务运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只重视引进“长技”而不重视制度的改良。在皇帝专制体制之下，在官僚腐败政治之中，一系列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使全部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市场经济，也只是一条腿的跛足动物。何况官办企业中管理制度混乱，有关人才缺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诸组织形式的产权不清，官僚寄生虫同样贪污舞弊，严重阻碍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拓展。海军建设经费被移用于颐和园工程一事，也充分说明国家的发展运作必须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这些都决定了专制体制下的洋务运动必然破产的结局。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深层上对西方文化是排斥的，而中国在近代所遇到的问题又不是传统文化能够解决的。中国知识分子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以不牺牲自己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为前提，向西方敌手寻求摆脱困境走向富强的途径，这就出现了“中体西用”这样的“非牛非马”（严复语）的学理定式，这样的选择也得之于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支持。所以近代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用西方的民主宪政取代中国的政治传统，而只是想用它的科技与经济来解决中国的生存困境问题。张之洞坦言：“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指出：“向西方学习是在排外、非外的心态和思想情绪支配下被迫进行的。当时不仅封建顽固派，就是洋务派也认为国家的根本——即传统体制是不能动的。”“当时提出‘师夷长技’，用现代的语言，就是想搞一点‘防卫性现代化’，以应付内外的挑战。”
像李鸿章这样的洋务首领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制度比西方强百倍，当时一些所谓有识之士也无不如此，直到张之洞推出《观学篇》，将“中体西用”定为国策，发行百万多册，要求人们普遍阅读。所以洋务派主张采用西方科技，是以巩固封建统治为目的，而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形成，就已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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