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反对派工人组织开会后，电车工会马上向警署报告，要求阻止。但警署认为工人夜间开会并无非法之事，无须出面干涉。结果电车工会就自己动手，直接向维持会“开战”了。15日，维持会发表声明书，宣称昨夜其会员多人被电车工会逮捕殴打，数人下落不明，请求社会各界“主持公道，保障人权”。当天上午，维持会工人200余人整队赴市党部请愿。
对于反对派的“嚣张”，电车工会认为显然有公司上层唆使，于是提出“打倒稽查，示威对方”的战略，打击反对工会的上层工人。18日夜，电车工会向军警机关报告工人中有共产党，结果当夜有稽查5人、司机3人被捕去。电车工友维持会也被解散。随即，市党部民训会致电国民党中央民训会称：“安福系余孽朱深，收买电车工友图谋不轨，幸经发觉解散，请转咨国府，予以通缉，以遏乱萌。”该案在20日中央民训会常会上得到通过。遭通缉后，朱深躲到天津租界避风头，躲过一劫。而电车工会则向公司董事会施压，将直接为朱深冲锋陷阵的石子青以“自动长期请假”名义逐出公司。至此，电车工会维持住了工人的团结，自身地位也更为巩固。当然，其中经过，如同政治斗争，互相攻讦，抓人打人，问题百出。
三
电车工会不但在企业内部开展劳资斗争，而且也在社会上为电车工人争取权益。但也正因此，使电车工人与北平一些社团、群体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1929年6月到8月，电车工人与人力车夫之间首先因电车公司筹办开行环城电车而交恶。双方之间几至大打出手，后因市党政当局调停才避免酿成群殴或罢工。但双方就此结下“梁子”，人力车夫对电车工人“衔恨异常，时思报复，以雪其恨”。（详见拙文《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维权纪事》，《文史天地》2013年第10期）
其后不久，电车工人又与工务局下辖的工程队工人爆发了冲突。双方矛盾起因相当简单，无非意气用事而已。1929年8月12日，工程队30几个工人，修理完一处马路，收工准备坐电车返回驻地。电车售票生见工人人数太多，就要求他们买票，而工程队工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会会员，不用买票。结果双方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打斗，售票生身受重伤。直到巡警赶到，才将斗殴制止。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电车工人与工程队工人之间“结成恶感，咸思乘机报复”。到了10月，工程队又奉命翻修前门大街等处马路，于是筑路工人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就以施工为借口，故意把石料堆在电车轨道上，妨碍电车通行。结果10月6、7日两天，就连着发生了三起冲突。特别是10月7日上午在前门大街，下午在宣武门发生的两起冲突，都变成了流血群殴。后来经过市公安局、工务局、电车公司，联合双方工会合力排解，才告平息。
7日冲突后，电车公司为免生事端，决定将经过前门、宣武门两处“敏感地带”的1、2、5路电车线路临时缩短，改发区间车。但此举却更激起电车工人的怒火。“电车工人以该工程队工人系有意的寻衅报复行为，决非单纯之一时因误会使然，纵使电车退至城内开驶，设彼等仍追至城内寻衅时，如何应付？”因此拒绝开行区间车，造成1、2路电车完全停运。当日由于1、2两路停驶和5路缩短线路，造成电车公司全天损失达到六七百元。事后经总工会交涉，工务局将工程队两名队长“开革示儆”，始将风潮平息。但工程队工人“对此办法，认为耻辱，心咸不甘”，对于电车工人更“抱有仇恨之意”。
10月12日下午，前门附近再次发生20余工程队工人堆石拦车，打伤司机的暴力事件。当晚，电车工会集合200余工人，齐赴市党部请愿，提出惩办肇事工程队工人、革除肇事者所属工程队队长、工务局向电车工会道歉并支付受伤工人赡养费、由总工会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九项要求。同时，全市各路电车一律停驶，所有车辆均停在市内电车轨道之上。电车工人约定，如请愿无结果，决不回厂。
为平息事态，总工会只好再次联合社会、公安、工务、公用四局进行调停。最后还是政府方面“服软”。工务局及工程队工人对电车工会所提九项条件“完全承认”，立即执行。电车工会对此结果认为满意，便于13日下午4点结束罢工，将各处电车开回天桥总站。下午5点，各路电车恢复原状。不久，工务局履行承诺，以“不能维持下属纪律”的罪名，将工程队正队长周永利撤职，分队长田殿华记过处分，肇事工人黄登元“开革驱逐”。事后，工程队工人受到工务局严格监视，行为颇为收敛。但两个工人群体间的对立和仇视，却再难化解了。
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工人内部大动干戈之时，电车工会与北平佛教界又大起纠纷。1929年9月21日，电车工会向市社会局申请占用东珠市口铁山寺，作为其下属工人子弟学校的校舍。在国民革命期间，一些国民党人和革命者视佛道等传统宗教为“封建迷信”、“骗财愚民”，因此曾发起“庙产兴学”运动，直接没收寺院，驱赶僧人，改作学校。但到国民政府统治稳定后，这种激进做法已经逐渐停止。因此，社会局对电车工会的要求，并没有马上批准。岂料，一天之后，电车工会就由执委率领，自行开出定备车一辆，派出工人60余人，自行占领了铁山寺，且这一行动还得到了当地的国民党北平市第九区党部的支持和协助。
偌大一片家业被工人无端强占，铁山寺的僧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从23日开始，铁山寺住持证修等僧人就分别向公安局、社会局和市政府呈文，控诉电车工会与第九区党部相互勾结，“统领暴徒百余人”围困僧众，捣毁佛像，最后将二十余僧人驱逐出寺，“衣服以外概禁携带”，要求当局对电车工会“强暴挟迫捣毁侵占”的行为“秉公惩办偿还，以肃党纪而正国法”。同时，证修还在北平各报上刊载《紧要启事》，向社会声泪俱下地诉说遭遇，请求市民“谅解而扶植”。
面对铁山寺僧人的指控，电车工会坚持己见，毫不示弱。25日，工会以工人子弟学校名义呈文公安局、社会局，坚称其占领铁山寺的行为是“和平接收寺产”，对待僧人“态度宽和”，而且僧人也“允为退让”。他们接收寺院，是按照国民政府内政部《寺庙管理条例》办理，合理合法。同样，为赢得社会舆论支持，电车工会也施展公关手段。9月29日，北平各大报刊登署名“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的启事，除宣传其“和平接收”的经过外，还爆出“猛料”：僧人走后，工人在寺内发现“淫书、枪弹、烟土烟膏和烟具、麻雀牌数十种”。30日，牵连案中的第九区党部负责人白彦章以个人名义发表启事，抨击铁山寺僧人为“无业流氓违法造孽寡廉鲜耻”。同日，署名“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同人”者也刊出启事，严辞攻击证修和尚“贩卖鸦片，私藏军火，招众聚赌，私匿淫书”。
尽管电车工会自信满满，好像“大义名分”俱全，但没来由地把几十个僧人赶出庙门，无论如何都很难令社会舆论信服。而工会宣称的行动依据《寺庙管理条例》，因为起草匆忙，缺点甚多，实施中频生纠纷，早已于6月由内政部明令“暂缓施行”（12月正式废止）。而且即便该《条例》还有效，其实施主体也是地方政府，而非工会这样一个民间团体。所以电车工会的辩解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结果电车工会的行为遭到了北平佛教界的一致谴责和抗议。9月30日，北平佛教会与中华佛教平民教育联合会联名呈文市政府、公安局、社会局，要求政府“勒令……（电车子弟学校）迅将铁山寺交还，赔偿一切损失，并处以应得之罪，以肃法纪而维治安”。10月5日，佛教界各民众学校、工厂、孤儿院等团体联合发表文章，公开抨击电车子弟学校“未奉有党部各机关命令，竟采取断然自由行动，藐视法纪，违背上级党部与政府之命令，实反革命一类的叛徒”。同日，北平僧、道、喇嘛、尼姑及佛教信众两千余人，打出“僧道番全体请愿团”旗帜，冒雨游行到市党部、市政府、公安局、社会局请愿，要求当局维护佛教，收回铁山寺，惩治电车子弟学校和第九区党部的相关责任人。
对于电车工会的行为，市政府也很恼火。当局认为工会“未经上级指导暨主管机关核示，擅自处分”，还伪称奉有政府命令，实在应该依法惩办，以儆效尤。可问题在于，工会是党部管理的范围，而且案件还牵涉第九区党部，市政府“投鼠忌器”，碍于党部情面，不便强硬办理。结果拖了一个多月，直到10月22日北平发生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局势变化，市政府才于30日强令电车子弟学校从寺中迁出。
长期作为被压迫者的电车工人，在大革命的余晖中，建成了工会组织，就像乍行的小马，急切地要维护工人权益，彰显工人力量。虽说小有所成，却因其行事简单冲动、缺乏策略而种下祸根。一味伸张小团体利益，不注意团结其他力量。结果虽得利于一时，却危害社会秩序，“招致各方反感”。“舆论均谓电车工会气焰过高，至为众矢所集”。所谓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