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私自与英军讲和停战、重开贸易，显然违背了道光皇帝的初衷，他在随后的几份奏折中一再谎报战绩、掩饰败局，直到4月3日才遮遮掩掩地报称已于3月31日批准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批准英国通商。勃然大怒的道光下旨将杨芳及怡良“交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由于此时奕山已经到达前线，杨芳主持广州军事的使命结束了。
奕山于4月14日进入广州，杨芳的地位发生变化，进入参赞佐战阶段。奕山初到时，在军事上倚重杨芳，凡事与之商议，对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建议深为赞同。然而，坐镇北京的道光皇帝一再严旨催战，命令奕山出兵进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奕山决定撇开杨芳，侥幸冒险一试，于5月21日向英军发起进攻。5天后，一败涂地的奕山在广州城挂起白旗求和，与英军达成停战协议，并很快向英军交纳600万元的“使费”（实际上是赎城费）。
接下来，奕山以欺骗的手法骗取了道光对通商和赔款的同意。7月，误以为战事已经结束的道光下令沿海各省撤退调防兵勇。不久，杨芳也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道光在谕旨中温言安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而此时的英军，正在积极准备北上扩大侵略。
两年后，杨芳以老病开缺，在贵州松桃家乡度过余年。5年后，杨芳病故，享年77岁，谥号勤勇。
三
鸦片战争中，道光是把杨芳作为一张王牌使用的，他对这位久历戎行的宿将抱有极大的期待，“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杨芳在接旨南下的途中曾上奏提出“恩威并用”的策略，道光对此表示不满，批示“似是而非”四个字。他期盼的是杨芳快马长枪一举将“夷匪”剿除净尽的酣畅淋漓，而这对杨芳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杨芳在南下广东途中就有剿抚并用的想法，到广州仅半月就与英军订立停战协定，所以郭廷以在《中英鸦片战争史》中评价他“战意始终不浓”，是颇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杨芳虽然在主持军务期间较少与英军开战，但其积极备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顿。关于暂时停战的原因，他向道光报告是为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关于杨芳的备战活动，英军“摩底斯底”号军舰司令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有不少记载。英国人还发现，杨芳大幅度提高了关税税率，“所征之税几乎是以前的两倍”。杨芳的积极备战，是英军不惜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
从战争的态势以及双方军队的装备、素质，都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作战。如果杨芳不与英军停战通商，显然无力避免兵败城破的命运；如果他在战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主动出击，结果只能是奕山屈辱求和的一幕提前到来。大局已定，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太小。从这一点上来说，杨芳是无可谴责的。
当然，杨芳自有他应负的责任。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一再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既使他逃避了应该受到的处分，又误导了道光对战争局势的判断，这是战争期间颇为滑稽荒唐的一幕闹剧。比如，3月12日，杨芳在上奏中谎报乌涌炮台一战中清军的“战果”，并称广州在自己的布防下“军民鼓勇，可期无虞”；为拖延时间，他向皇帝建议对英军“暂事羁縻”，待大军到达后再设法水陆兜剿、一网打尽。道光果然龙心大悦，称赞他：“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
杨芳私自与英军停战讲和后，直到3月31日和4月3日，还继续上奏欺骗和试探道光，声称已批准港脚（英属印度）商人通商，建议道光批准英国通商，以“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战意正浓的道光阅后勃然大怒，只是考虑到“正当剿办吃紧之时”，才将其改为革职留任。试想如果道光知道前线清军的败绩和停战通商的事实，杨芳在皇帝雷霆震怒下受到的惩罚实在不堪设想。
四
毋庸置疑，杨芳是当时清朝体制之下最为优秀的将领之一。他久历戎行，身经百战，靠战功步步升迁，七任六地总兵、十任六省提督，立功于西北绝域，绘图于紫光阁上，显然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正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在远道而来的区区数千英军面前一筹莫展，还惹出了许多亦真亦假的闹剧，受到时人及后人的无情嘲讽，真所谓“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其中的教训，无疑是值得反思的。
我们不能说杨芳不够勇敢。3月18日英军攻占凤凰岗并向广州城内开炮射击，杨芳在危急时刻坚决不回城中躲避，返回到镇海门前线指挥作战。5月25日英军进攻广州时，杨芳坐镇城楼督战，哪里炮火密集，就赶往哪里“以身当之”，“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芳谈笑自若，骂曰：‘丑虏要击死老子耶！’”左右劝他回避，他全然不顾。《广州和约》签订后，奕山等都退至数十里外的金山，杨芳仍留在广州主持军务。不久，在骑马出城巡察炮台时，不慎失马闪挫，重病卧床，这才以老病离开前线。
我们不能说杨芳全无见识。在广州期间，他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以守为主，以攻为辅，避免浪战，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务。他分析了广州“城大兵单”、“近守不能远攻”、“水战更非所长”的现状，建议采取塞河火攻、以陆制水等策略，集中兵力，避短扬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当奕山贸然出击、城外据点尽失时，他曾提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以两千人马兵分两路出城反击，可惜未被采纳。这种以攻辅守的办法，至少要比奕山等人的坐守待毙、举旗求和高明许多。
甚至，我们不能说杨芳略输文采。他擅长书法，精于诗文，与龚自珍、魏源等友善，著有《平平录》等几十种作品，撰有《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他晚年曾在家门上写下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失：
文章重价值，数载琢磨，一朝投笔酬吾愿；
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万里归来慰梓情。
下联中以“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是比较恰当的。他曾经因种种原因宦海浮沉、几度起落，但最大的挫折应该要数晚年的广州之行了。
勇敢而有见识且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杨芳，为何在南疆遭受挫折，这大概是他自己很难想通的问题吧。1841年4月30日，杨芳在写给义律的信中说：“汝若徒恃船坚炮大为骄傲，我中国必重绝了通商之路，兵连祸结，我主尔客，我直尔屈。倘若打仗，亦不奈我何。”话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然而当时他的心中又有多少底气呢？批判的武器毕竟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战争并不只是“敢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战”的问题，毕竟军旅之事是最讲究实力的领域。
如果说杨芳在广州是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的话，那么颜伯焘在厦门、裕谦在浙江、奕经在浙东的作战，都有绝对充足的准备时间，然而，败局依旧，甚至是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在吴淞、镇江，陈化成和海龄率部奋勇抵抗，战至生命最后一刻，依然不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根本影响。在浙江，与杨芳一同立功大西北、绘像紫光阁的老将余步云，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于1843年1月被处斩。也是在这一年，杨芳以老病开缺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他比老战友余步云幸运得多。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更是深层次的，至少不是寄希望于一两位“忠臣”、“名将”就能解决问题。一直关着大门、闭起眼睛走路的大清王朝，在庚子年里突然面对闯进家门的陌生而凶悍的强盗时，它的无力、无知与无奈，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
历史不忍细看。不论是关天培、陈化成、陈连升以及定海三总兵，还是杨芳、余步云等，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军人，前者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走进那一段历史，他们的战与和、剿与抚、勇与怯、死与生，以及与战争局势和进程的互动关系，都值得引发我们长久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