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陪都南京当了五年闲职尚书的严嵩迎来其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调回京师，升任礼部尚书。大力推荐和提携他的，正是他的江西老乡，时任内阁大臣夏言。当初严嵩为了在京师谋个理想的职位，左思右想，决心厚着脸皮提着礼盒去求见当时的政治红人夏言。年纪长了十几岁，资历又比人家深的严嵩，为了混个好前程，不得不低声下气地面对同乡晚辈夏言。或许是严嵩的言辞恳切最终拨动了夏言内心深处那根柔弱的琴弦，在后者的举荐下，严嵩如愿以偿地执掌礼部。没有夏言的鼎力推荐，严嵩或许只能无限落寞地目送那些趾高气扬的朝廷大员们走向午门，哀叹自身命运的不济了。所以，对夏言关键时刻的帮助，严嵩是心存感激的。到礼部上班的第一天，严嵩即向夏言呈诗四首，以示感恩。
最初两三年问，应该说夏、严二人关系还不错。但二人性格迥异，最终导致分道扬镳。夏言人阁拜相后，日渐傲慢，有时即使面对皇帝也怠慢不恭，让皇帝下不了台；严嵩却小心谨慎，谦卑勤奋。两相对照，皇帝的情感天平自然渐渐倾向严嵩。
夏言最后因议复河套之事被杀，许多人认为是严嵩陷害的结果。从当时二人为争首辅之位的惨烈拉锯战来看，夏言之死严嵩固然难脱干系。但是，夏言之死的主要凶手还是嘉靖皇帝。试想一下，哪个皇帝会喜欢傲慢成性，甚至与其唱对头戏的大臣呢？
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夏言倒了，严嵩取而代之。严嵩登上首辅之位，代皇帝总理朝政，并非高枕无忧，竞争对手徐阶上来了。
相比性格直爽的夏言，徐阶的城府就深多了。他深得斗争哲学的真谛，知道什么叫能屈能伸。有两件事很能证明徐阶的聪明和狡猾：其一，为了讨好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红人严嵩，他以躲避倭患为名，在江西南昌建造宅第，把户籍迁至江西，摇身一变成了严相国的老乡。其二，为了消除严嵩的猜忌，把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为妻，与之结为亲家。
严嵩久居官场，树大根深，徐阶起初对他毕恭毕敬，不敢有二心。转机出现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这年八月，俺答兵临京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惊慌失措的皇帝问计于内阁首辅严嵩、大学士李本、礼部尚书徐阶三人。在议论如何回复俺答的求贡书时，严嵩想推卸责任，便耍滑头，说这是礼部的事。
徐阶见皇帝没有主意，便抓住机会向他献计：“今只可以计款之。虏来求贡书，皆汉文，朝廷疑而不信，且无临城胁贡之理。若有诚意，退出大边外，另派使赍番文，通过大同守臣转呈，乃可从。如此往返之间，四方援兵皆至，我战守有备矣。”这条缓兵之计得到皇帝首肯，皇帝自此对他另眼相看。
对严嵩，徐阶有十二分的耐心，他一直在等待严嵩的失误，哪怕是一点小小的失误，也足以变成自己发起进攻的把柄。前文所述永寿宫失火，讨论皇帝居所问题时，老迈的严嵩就犯了一个大错——竟然建议皇帝暂住曾经软禁过英宗的南宫。徐阶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对皇帝现在居住条件表示十分挂念，“臣子何忍安枕”？继而提出修复永寿宫的具体方案，以三大殿工程“余料”为材料，由工部尚书雷礼主持施工，百日之内便可完成。这个方案里面至少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首先，提出“以三大殿工程‘余料’为材料”，充分显示了徐阶的精明。三大殿工程原本浩大，现在用其余料修复永寿宫，既没有妨碍重大工程的进展，又做到了节约成本，物尽其用，两全其美。至于是否真的以“余料”为材料，皇帝也未必深究，他要的只是修好了的房子。其次，提议由工部尚书雷礼主持施工，表明雷礼已经站在徐阶那边了，严嵩与徐阶的人脉资源正在此消彼长，支持徐阶的重臣越来越多了。果然，工程竣工后，徐阶加官少师，并且得到皇帝的嘉奖“辅弼重臣，忠劳茂著”，严嵩仅加禄米百石而已。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当然，和夏言倒台一样，严嵩最后落败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自己身上。第一，严嵩八十多岁了，精力和智慧已不如从前，却还坐在首辅的位子上不愿下来。谁能容忍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整日盘踞在权力高端呢，底下人还要不要晋升？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往往能够善终，试想严嵩如果在体察皇帝倾向徐阶之初果断坚持退休，回乡养老，晚景断不会如此凄凉吧。第二，独子严世蕃倚仗老子的权势骄横跋扈、贪污索贿、奢靡无度，成了对手攻击严嵩的靶子。严嵩晚期执政几乎全仗严世蕃，但嘉靖四十年（1561年）严嵩夫人去世，世蕃丁忧守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出入西苑代父议事，而且守孝期间纵欲享乐，对父亲交办的事务自然用心不足。子不教，父之过。严嵩在协助皇帝管理政务的同时，没有管教好身边这个虽聪明机灵但心术不正的儿子，皇帝说他“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并非没有道理。堡垒总是最先从内部攻破的。
三
严嵩三十三岁始得儿子世蕃，就是以现在的标准衡量都是晚育了，自然十分高兴。然而这个严世蕃却为日后整个家族的破败埋下了祸根。
严世蕃虽然生得矮小肥胖且独眼，但脑子灵光。对于皇帝在奏章上写的那些云山雾罩，似是而非的批语，他都能揣摩个八九不离十。思维迟钝的严嵩很多时候不得不倚靠这个独眼儿子，假他之手处理公务，以致大小官员们暗中都称严世蕃为“小丞相”。《明史》载：“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人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沉迷女色，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检举揭发严嵩父子种种罪状的奏章中，御史邹应龙、林润撰写的两篇成了摧毁严家的重磅炸弹。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探知皇帝宠爱的对象已经转移成徐阶之后，御史邹应龙认为击垮严嵩的时机已到，立即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以“贪污误国”为名弹劾严嵩父子。文中写道：“世蕃凭借权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遗馈，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巨。……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受，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己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将百姓贫穷、国力衰竭、灾祸不断等事全部归罪于严嵩父子。皇帝的处罚是，严嵩致仕，世蕃流放雷州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