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首先是产权改革。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核心是围绕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围绕国有企业，焦点是资源垄断和行业垄断，产权改革是核心。30多年改革的目标是清晰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机制，市场经济的重点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但30多年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无数经验和教训证明，要把国企改革向市场化目标推进，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障碍首先是产权问题，在资源垄断、行业垄断企业，要让产权明晰到有人制约、制衡，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应该形成多元制衡的产权结构，而不是九九归一。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所以，一定要对股权结构进行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一条出路，在竞争性行业，应该提倡市场化、多元化，提倡国退民进，而不是国进民退。在竞争性领域，建立多元的、互相制衡的、有清晰负责人的产权结构是题中应有之意。在资源能源领域，也应该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民间资本亦可相对控股。
其次，国资的管理体制问题。即便是实施混合所有制，社会资本进来，如果国企仍然控制在国家手中，由国资委说了算，估计很少有民企愿意进来搞混合的。国资委应该管资本，而不应管具体的人、财、物，不干涉企业经营。
2008年，我参与起草的《国资法》获得通过，《国资法》已定位国资委是出资人，不是监管人，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中央领导的决心、魄力，时机成熟不成熟等细节，都决定着改革方案能否落实。
第三，治理规范问题，包括产权结构、形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企业在解决产权问题和管理体制问题之后，就要解决自身问题，即如何建立一套有效力的、有竞争力的制衡机制，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环保责任。在企业内部要形成权力制约，如果董事长一人说了算，可能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导致决策失误，导致腐败。所以，国企需要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按现在法律要求，特别是公司法、证券法要求，建立财务指标、行为指标，形成考核管理者的激励机制。企业应平衡股东、社会和员工三者利益，在有监督的情况下提高企业效率，这是进行混合所有制试点的初衷。
第四，改革人事制度，建立与混合所有制相适应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共干部体制与商业体制有冲突，要适当考虑以效益为指标，而不是单纯以政治方向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要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的激励机制。同时，也要建立员工激励机制，如员工持股，还有其他配套改革。要处理好国有垄断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如福利制度等。
局部混合比整体混合更有效
中国经济报告：地方国企改革已是燎原之势。如江西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占国资的70%；重庆规定3-5年内三分之二的国企将发展成混合所有制等等；而江苏方案仅规定，国有控股企业可适当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对国资股权和债权权益合并低于50%的企业，可以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管理，但无具体时间表。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究竟应该如何“混合”？
李曙光：混合所有制要真混合，不要假混合，民资进来要能说话，有利润可赚。如果垄断国企太大了，民企即使投巨资也才占少量股份，其混合的动力就不足。
中央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民资进来了，怎么让它放心。如果民营企业占的股份少，一点权力没有，它就不来了。
垄断企业如何发挥市场作用，我建议肢解它，变成更具竞争性的结构。例如中石油也可做成两个公司。国企是集中还是分离，值得讨论。可以通过并购重组解决结构不合理和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或者，中石油产业链可以进行分割，分为勘探、开采、炼治、加工、销售公司，局部某些领域的混合比整体混合更有效。总之，混合的路径、方法、政策、操作模式等，都值得探讨。
反腐呈“高压态势”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中纪委公布的案件查处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系统因各类违纪而“落马”的高管已超过50人，仅仅今年就多达40人。国企反腐呈现“高压态势”。你对国企防治腐败有何建议？
李曙光：我们讨论国企腐败，一般指国企领导人的腐败。人事制度安排方面，上面任命的与民选的和按公司法选的不一样，要么缺少制约，要么制约机制失效。所以，要搞混合所有制。
央企分两种，一种是国资委管的央企，目前有113家，其中50多家是部级央企，领导由中组部任命，其他由国资委任命；一种是财政部管的央企，其中也有不乏是副部级的央企，领导由中组部任命。
归纳一下，国企领导者的犯罪类型主要是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2013年，企业家犯罪案中，国有企业领导占比高达60%，甚至70%，造成大量国资流失。总体来说，防治国企领导腐败在法律上已经比较完善，目前主要是怎么落实的问题，要让规章条例落地。
目前，国企领导人之间的“旋转门”现象比较普遍，使得国企领导者无法得到考核，也容易滋生腐败。
我认为，国企防腐应着眼于下面几点：一是这种“旋转门”的干部体制应该改改，改成更加市场化的机制，把这个旋转门打掉，也并不是完全排除；二是对国企负责人要建立相互制约体制，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一人一票，不是光董事长说了算，按照管资本的原则，引进外来股权，形成多元制衡；三是强化信息披露，企业信息公开是最好的反腐剂，应防微杜渐，严格控制签字权，改革签单权，控制职务消费；四是强化国企领导的基本法律意识；五是责权利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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