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煤炭局副局长乔杰华表示：“全旗煤矿中亏损的占到近40%，少部分盈利的煤矿吨煤利润在10～20元之间。”
拥有3000余万吨煤炭产能的鄂尔多斯某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集团五大业务板块中，除甲醇生产线盈利，煤炭等板块全部亏损。”
相比榆林与鄂尔多斯，山西朔州拥有交通区位优势，但由于煤质欠佳，形势更为严峻。
作为亿吨级煤炭企业，中煤平朔拥有地方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效益，但该公司一中层领导对后市深表忧虑，“集团4月份生产煤炭千万吨，利润满打满算2000万，吨煤利润2元钱，这个月已经开始亏了。”
在“煤炭金三角”，“中国煤炭大区”朔州市平鲁区的亏损面几乎覆盖了境内全部煤矿。
平鲁区煤炭局工作人员武树（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鲁的现状是有煤销不出去，每销一吨煤亏损20～60元，好点的亏22.98元，最差的煤要亏60元。”
据悉，该区已先后有芦家窑与莲盛煤矿因市场原因停产，而另一座生产煤矿在今年一季度已亏损2000万元。
“赔钱也不敢停，停了会给设备带来更大损失，还要保持正常通风。工人走了更不好招！”武树表示。
去年至今，凉水井煤矿已降薪近30%，如果煤价跌破生产红线，很可能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状况。但前述销售人员深信，作为国企，要以社会责任与使命为重，“估计不会停产”。
亟待银行“输血”和政府“松绑”
“银行的隔岸观火会毁掉一批好企业”；“如果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营煤炭企业将会大面积死掉”。
“银行要为企业贷款保持存量，不能抽贷，要增加规模与适度降息；政府要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各种税费；希望中央有关部委下放部分审批权限，能在地方办理的不要跑到北京去办……”这是记者采访期间收到的一条短信，发信人是鄂尔多斯市某大型民营能源企业负责人。
由于该企业在当地具有极高知名度，这名负责人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在记者离开鄂尔多斯时，他用短信致歉，并发来上述几条“当地企业共同的诉求”。
对于目前的金融环境，榆林市榆阳区一煤炭企业负责人用“糟透了”来形容，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四大国有银行对榆林市涉煤行业的贷款几乎“封了口”，10万元以上的贷款审批权限已上收至省行。
神木县金融办陈俊（化名）将银行的这种“谨慎”概括为“可以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煤炭市场好的时候，银行追着企业贷款，现在是只还不贷。神木县的存贷比是56%，合理的比例应该在70%～75%，就这样也不给倾斜。”
榆林“贷款权限上收”之举在鄂尔多斯市金融办主任孙建平看来，有些“反应过度”，他坚决反对煤炭下行时期银行的抽贷行为。
“抽贷就等于加速了企业的死亡！”孙建平认为，经济下行期间，由于煤炭量价齐跌，今年鄂尔多斯的煤炭企业还贷压力会比较大。
鄂尔多斯某民企负责人担心银行的“隔岸观火”会“毁掉一批好企业”，他希望银行能区别对待不同企业，帮助有潜力的企业渡过难关。
这家贷款规模逾百亿的企业负责人直言：“满世、伊东、鄂尔多斯等地方大型企业均有互保关系，如果有一家的资金链断裂，必然会波及到其他企业，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每家企业都是上万名职工，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除了急需银行“输血”，各地也在呼吁政府尽快出台更多的“救市”举措。
“神华、中煤等央企及省属煤炭企业的资源多数为划拨，规模大、有‘长协’，银行贷款也不成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营煤炭企业将会大面积死掉。”榆林市某煤炭企业负责人忧心忡忡。
事实上，晋、陕、蒙三省区从去年开始已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去年7月，山西省出台“煤炭20条”，提出暂停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费用，煤企吨煤下降15.1元的成本。今年5月，在去年为企业减负近200亿元的基础上，山西再发通知，要求凡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涉煤收费项目，一律取缔，上述几项费用仍暂停提取。
内蒙古自治区也在去年出台了政策，从下调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规范和减免铁路运杂收费等方面，为煤企减负。今年，内蒙古拟建立东部区煤炭销售联动机制，以应对煤炭市场下行压力。
榆林市能源（煤炭）局蔡副局长告诉记者：“榆林市在2012年底就出台了暂缓征收吨煤15元价调基金的政策，即将通过的‘2014工业稳增长十条意见’将在减免税费、运力协调等方面进一步为企业着想。”
即便如此，企业仍感觉“力度微弱”。相关资料显示，煤炭高峰时期我国的涉煤税费在109种以上，其中包括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21个税种以及近90种收费。
疯狂的产能
鄂尔多斯在建产能还有1.2亿吨，榆林也同样有惊人的产能等待释放。
煤炭价格的下跌一方面是经济下行、能源需求不足的表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被业内人士指向产能过剩。
长期研究煤炭领域的专家赵加积预言“煤炭将长期过剩”，他的依据是煤炭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中国煤矿基建投资高达1.249万亿元，平均每年投资2479.94亿元，是“十五”时期的5.54倍；2011年投入了4700亿元，一年的投资相当于“十五”时期的两倍；2012年的投资继续增加到5570亿元。2006至2012年的7年间，累计投资高达2.27万亿元。
据赵加积估算，这些投资下来，预计可增加产能约21亿吨，其中在“十二五”期间可形成产能15亿吨，“十三五”期间约6亿吨。
鄂尔多斯市煤炭局梁副局长表示，该市的在建产能还有1.2亿吨。榆林市也同样有惊人的产能等待释放。
除了庞大的在建产能，企业的超能力生产也将现有产能无限放大。一位煤炭资深人士直言，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超能力生产不是秘密，每年统计的产量数据要比实际产量小很多。
2009年，内蒙古煤炭产量首次超过山西，成为中国最大的产煤省份。更早时候的2003年，鄂尔多斯与榆林就超过山西大同，成为中国最大的两个产煤市。
10多年来，除了地区间的煤炭产量比拼，央企与地方国企也在“跑马圈地”，以五大电力集团为主的发电企业也开始“跨界”，在全国投资煤矿。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怎样生产也不会过剩；市场经济缺市场，什么产品也会慢慢过剩。”赵加积认为，中国已初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铁锈时代”，山西、内蒙古已初步进入“铁锈地带”。
事实上，煤炭产能过剩的原因除了投资过度，还与转化不够、大气环境制约、新能源快速发展等多重因素直接关联。
由于受“治霾”影响，中煤平朔一负责人颇有微词，“我们的用户主要在‘长三角’地区，从7月1日开始，华东为了应对雾霾天气，将对周边电厂的燃煤提出最为严格的要求，这对我们是雪上加霜。”
从“十一五”开始，内蒙古就要求“新上煤炭生产项目必须同步建设转化项目，原煤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50%”，同时还提出“到2020年全区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达到50%以上”。
记者在“拟建成世界一流煤化工基地”的准格尔旗大路新区看到，偌大的新区里，落地项目并不多。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准格尔旗煤炭就地转化率仅为10%，鄂尔多斯全市也只有11%，这一数字距离“50%”的目标还很遥远。
在位于榆林神木县锦界榆神工业园的神华陶氏榆林煤化工项目所在地，建设厂区至今没有动静。作为规划建设的世界单体最大的煤化工项目，设计年转化原煤1104万吨，但经过近10年的规划、论证和审核，因资金和市场等原因，原计划2013年开工建设的项目被传“可能要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