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充当抵押品的资产往往可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充当合格抵押物，如机器租赁权抵押、未来服务抵押、产品抵押、工厂抵押等，这类物品的处置成本较高，一般不被正规金融部门认可。但民间放贷者在处置这类特殊抵押品上具有非常低的成本，他们大都认可这类非正式抵押物。而且，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还存在一种隐性担保机制，即借贷双方除了存在信用联系外，还处在一定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中[9]，而这种社会关系可润滑民间借贷的不畅，间接地起到抵押品的作用，进而使信贷交易按已达成的协议履行，即社会资本可作为隐性担保品[10]。事实上，中国当前社会并不是现代契约社会或信用社会而是基于人缘、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乡土社会，社会关系也就成了人们可资利用的重要手段[11]，而广泛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借贷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关系才得以生存、发展，并依赖这种隐性的担保机制保持着私人借贷的高偿还率。
最后，当代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对借款者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中国社会历来就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父债子还”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按时还贷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与其家庭及家族道德的维系息息相关，乡土社会里的借款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一个处在人情与血缘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其日常行为已被视成人格或品质的表征，并最终内化为社会对个人的评价。这表明，借款人违反伦理规范的道德成本极高，一旦违约不仅极容易被发现，还会使其全家戴上“品德败坏”的帽子，无法继续生存。事实上，经过长期的博弈，遵守借贷合约已成为社区成员的共同认识，并成为一种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进而内化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信念中。这就解释了为何民间借贷具有如此低的违约率。
此外，已有的研究还表明，非正规金融是一种经营形式非常灵活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常低的运作成本，之所以能够在温州地区广泛生存并发展，是因为非正规金融本身具有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从而能有效地降低私人借贷合约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12]。进言之，该机制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该制度安排能强有力地约束借款者信守借贷承诺，并按时还本付息；二是该制度安排能有效地激励资金富余者积极供给信贷资金；三是这种治理机制既不依靠国家合法暴力来实施，也不依靠其他的第三方强制介入实施，但却能有效地保障私人信贷合约的执行[13]，或者说该机制具有自我实施的特性；最后，该制度安排还能节约交易费用，并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14]。
2. 在什么条件下民间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会“失灵”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但上述推论是有前提的，即借贷双方的交易地域边界仅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团体内，并且社区成员的人口流动性较小（即不存在频繁人口流出或人口流入）。而一旦信贷活动的范围超出有效信任边界，民间借贷的信任半径会迅速缩减，即当信贷交易扩展到陌生人的范围，交易双方的信任感就会下降。譬如，从封闭型的乡土社区进入陌生人社会，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就可能会“失灵”。[14]这表明，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非正规金融要想依赖其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克服违约行为还需满足其他条件。一是非正规金融具有有限的信任半径，一旦超出共同体的边界就会失去效力；二是非正规金融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实体产业的发展与支撑，而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非正规金融有可能会非理性地繁荣，但最终会形成金融泡沫；三是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需要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预期，而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转变，参与者的预期就可能发生转向，从而使其行为从生产性活动转向投机性活动，信贷交易的风险就会越积越大，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户籍制度逐渐松动等，上述条件往往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还能否有效运行就值得进一步探讨了。
据上文案例描述，温州民营企业家之所以选择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既是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结果，也符合经济学上的理性选择法则，而私人放贷者也正是看重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回报率才能容忍这么高的风险。事实上，大多数温州民企老板最初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纯粹是为了筹集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或紧急的消费性支出，此时的民间借贷市场具有较强的互助合作性和生产性，但是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显然，本案例中的民间借贷早已异化成投机性活动，改变了其最初的互助性；并且，在民间借贷市场]变为投机性场所后，参与者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传统的社区信任边界，信息不对称难题开始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问题，此时，已无法有效地对违约者进行道德约束。
具体来讲，当一部分企业主意识到依靠实业生产获取的利润已无法偿还民间借贷利息甚至无法获取行业平均利润时，尤其是在外在社会经济环境非常不利于中小企业经营时，民间借贷参与者的预期将发生彻底转变，原来依靠针头线脑等蝇头小利生意起家的温州民营企业家渐渐从实业生产转向炒地炒房、民间高利贷拆借等虚拟经济。近几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需求下降影响，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为特征的温州实体产业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再加上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对外持续升值等因素的影响，温州地区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一直在持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旦虚拟资本领域的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实体制造业的利润率，就会导致大量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流向房地产、民间借贷市场等领域。事实上，当年以满足百姓消费需求为根基的“温州模式”已悄然转变，渐渐]变为以“炒”为特色的虚拟经济。温州人开始把钱凑起来炒房、炒矿、炒地皮、炒绿豆，……炒一切能炒的东西；于是，“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等称呼开始见诸报端。其实，不仅仅是温州地区，其他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产业资本金融化和实体产业空心化的趋向。
在上述情况下，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几个条件已很难得到满足。一是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缺乏实体产业的支撑，产业资本日趋金融化，金融泡沫越吹越大；二是随着产业资本金融化的深入，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边界早已超出共同体有效信任的范围；三是非正规金融参与者的预期发生了转变，其从事民间借贷的目的就是为了借助炒作达到以钱生钱之目的。根据对温州民营企业主的调查问卷，最初大部分人只是为了度过短期流动性危机才选择民间高利贷，其借贷期限往往较短，但借贷利率却很高。比如，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高达40%，而民营企业生产的净利润率多为5%～10%。于是，很多民营企业家不再以实业生产为目的，而是把实业当作融资平台，贷了钱以后再去生钱，既然民间拆借的收益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