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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悲剧,是一部“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在这部撼动人心的悲剧中,黛玉以她悲凉的身世,卓越的才华,孤傲的人格,与众不同的诗人气质,担当起悲剧主人公的重大使命,赢得了自古而今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成为文学史上一颗最灿烂的明星。
（一）
黛玉是“绛珠仙草”(第一回)的化身,本是“草木人儿”,并非一般的肉体凡胎。黛玉刚进贾府,作者从宝玉的眼中描写出了她的独特形貌(第三回):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灯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这种美是从宝玉眼中看来的,而且特别强调她“真是与众各别”。这“各别”,应该是她气质与内心在外貌上的表露。黛玉是独生女儿,其父林如海中年得女,倍加珍爱,把她当男公子来养育,给她请先生,使她有机会获得优秀的教育;其母贾敏又去世得早,对她的管束较少。特殊的身世,特殊的教育,使她较少的受到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束缚,个性得以自由发展,懂得人格的尊严和重要,懂得人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这是她举起叛逆旗帜走向悲剧道路的第一步,悲题《五美吟》可看作是她独立人格的宣言书。在这组诗中,黛玉嗟叹倾国倾城的西施如江水东流、浪花消逝,徒然令人怀念,其命运之不幸,远在白头尚浣纱的“东村女”效颦之上。这写出了她寄身贾府,虽遇知己宝玉体贴关爱,但预感病体难久的悲哀。她鄙薄反复无常、苟且求荣,甘心得到耻辱下场的鲸布、彭越,觉得不如虞姬“饮剑”楚帐中,借以寄托她自己“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志愿。她讥讽汉元帝大权旁落,竟听命于画工,表现了自己不肯听人摆布的独立人格。她惋惜绿珠而对石崇有微词,认为石崇生前珠玉绮罗之宠,抵不得绿珠临危以死相报,又可见其在爱情上重在意气相感,精神上有默契的价值取向。她钦佩红拂卓识敢为,能不受相府权势和封建礼教的“羁縻”,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理想的反传统思想。
（二）
王昆仑先生在《红楼梦评论•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中精辟的评论道:“没有恋爱生活,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恋爱以外,人生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生活内容。也看不到恋爱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着这里边的一切,从这里面酿造出她自己的思想、性格、情趣、嗜好,以及她精巧的语言与优美的诗歌;以后,就在这里面消灭了她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黛玉的一生,似乎是为爱情而生,也为爱情而死的一生。
让人们觉得痛心的是,对于这段感情,黛玉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究其根源,在于独立的人格、诗人的气质,使她不愿意适时处世、左右逢源。她所能做到的,就是用锋利的语言去警醒敌人,伤害中立者。她对最大的情敌宝钗,初冷嘲热讽,使之警戒防卫,后竟因一点小恩小惠误认为知己,推崇信任有加,让人觉得可悲可叹;她对袭人发表“东风论”,使得袭人在以后的行动中走上了更加倾钗的道路;她对最关心最疼爱自己的外祖母,也没有采取行动进一步赢得她的怜爱,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丝毫不顾贾母的提醒,一切只为了自己的心,去圆那一场木石前盟,使自己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生活的道路越渐狭窄。这些,我们可以在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一文中找到依据。王先生在这篇文中特别强调,“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转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黛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己,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
（三）
黛玉的“真”,使她不像宝钗那样开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第四十二回),满口的“仕途经济”;也不像她那样压制自己的感情,努力使自己成为封建淑女的典范,用自己如花的青春去殉那个所谓的礼教制度。黛玉在热烈地渴慕着爱情,乃至于她会“牡丹亭听艳曲警芳心”,为杜丽娘、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心痛神驰、眼中落泪”(第二十三回)。在爱情上,她虽然没有走得太远,但对宝玉的爱却是那么真诚、那么执着、那么始终如一,至死靡它……最后,当他们这种情投意合、同生同死的爱情遭到破坏的时候,她就“焚诗”、“绝粒”,以生命相殉。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提出了壮美的理念:“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无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当时的社会环境极不利于黛玉,黛玉那种执着、纯真的情感必然遭到社会的抑制、摧残,这种美的毁灭,尤其是美的心灵的全面崩溃,带给了人们无限的悲剧美感,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无限的震撼。
四
生存环境的险恶,使黛玉的内心陷于绝对孤独的境地,平时,哪怕任何一点点温情和理解她都十分珍视,这使得她错认宝钗为知己,几欲将薛姨妈的一点关心当做了母爱。
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的孤独,并不是封建时代常见的少女伤春的孤独,而是一种青春的孤独,一种生命的孤独,一种人的存在的孤独。“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词》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对生命孤独的深沉感慨。这种植根于人物心灵深处的深刻的孤独之感,正是个体存在与他的生存环境严重脱节或对立的结果。
林黛玉的形象尽管具有难以代替的独特的性格表现形式,然而,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曹雪芹的笔下,无论是林黛玉的“恣情任性”、“孤标傲世”,还是她的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以及环绕着这一形象的浓郁的艺术氛围,都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的气质和特点,而凝聚成为一种超越形象自身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林黛玉这一形象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她不仅是封建时代名门闺秀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执着于内心自觉与自主人格精神的一种表征。从本质上说,林黛玉的“恣情任性”、“孤标傲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屈原、陶潜、李白以来追求自由和独立人格精神的继续,而她那种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心灵历程。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用自身的力量同世俗社会抗衡、较量而又不肯丧失良知,放弃理想的人们,正是通过内心化、情感化的途径,度过了漫漫的历史长夜,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生存。他们大多数都因理想的幻灭而导致了生命的消沉与结束,因此,黛玉的死正体现了这些人的自我悲怜,也预示着她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终将以悲剧结局,这些,都留给了我们许多的回味和深思,这也正是黛玉这一艺术形象能有永恒魅力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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