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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注重享乐，pleasure）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1]。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国的旅游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旅游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王冬萍认为，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内容。李鹏在黄震方等人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的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
陆林从城市化角度，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用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旅游作为现代享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
朱竑界定的旅游城市化不仅仅是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更主要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过程。包括：（1）旅游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强和城市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2）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变化，是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综合体转化的过程；（3）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6]。李璐芳则在王冬萍所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旅游城市化的含义作了如下描述：将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来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城市的旅游功能，促进城市建设，繁荣城市经济[7]。安传燕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把旅游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动力来促进区域城市化的一种过程和现象。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城市的景区化和景区的城市化 [8]。
二、旅游城市化模式及特征
李鹏将中国的旅游城市化模式总结为黄山模式、曲阜模式和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他认为，黄山作为一个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类城市，其旅游城市化进程极具典型性。曲阜的旅游城市化与黄山模式不同，从时间上看，曲阜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从空间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区景点则分布在城市（旅游区）内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他还从武陵源这一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的典型例子中，概括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经济利益驱动，景区景点行政管理条块分割，行政支配旅游经济，景区景点与居民村落连为一体，以及当地居民对景区景点的依附关系[4]。
三、旅游城市化实证研究
王冬萍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现象在吐鲁番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质量提高。旅游城市化使吐鲁番城市地域扩大并延伸，推动了吐鲁番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促进了吐鲁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色的鲜明化[3]。
朱竑以桂林为例，指出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认为城市旅游化是城市旅游供给方面为迎合旅游需求做出的适应性举措。随着大众旅游逐渐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文化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完善的综合服务配套，人们的这种需求带动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到来，在服务设施的使用上，市民与游客发生了冲突，城市原有的比较优势弱化。因此，城市就需要进行旅游化建设，为旅游发展做好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如在城市的标示系统、城市的人性化服务设施配套、城市的风貌保护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优化城市的旅游形象。同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接待地和旅游目的地转变的过程，而城市的旅游化建设则是城市为了树立和强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桂林的旅游“城市化”正是桂林城市“旅游化”的必然结果。而桂林在完成了城市的旅游化建设之后，随着城市形象的极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旅游的城市化[6]。
焦华富以九华山为例，分别从经济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进行了研究，指出九华山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经济方面的正、负影响都有明显的感知，主要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提高房地产价格，导致物价上涨。在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而对其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对其生活设施、教育环境、医疗条件以及娱乐活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只有少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破坏了当地的淳朴民风，甚至导致犯罪率上升。在环境影响方面，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较弱，但对其负面影响感知强烈，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感知更强于对自然环境的感知[11]。
四、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
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的形成机制总结为以下几点：（1）城市化进程的带动；（2）城市本身的载体作用；（3）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4）政策机制；（5）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 [2]。李鹏从内在拉动力和外在驱动力两个方面对旅游城市化动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本质上符合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具体来说，旅游需求拉动旅游城市化，旅游供给推动旅游城市化。一系列旅游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也促进了旅游城市化进程。此外，与旅游相关的活动以及旅游行业本身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丁娟以九华山为例，对当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城市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产生。除了城市化进程的带动因素外，旅游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还包括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的行为规律和偏好、政策制度以及区位交通等因素[9]。吴国清认为，城市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城市的食宿、娱乐、休闲、通讯、购物等设施比较发达，为旅游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受闲暇时间、经济支付能力、交通等因素影响，多数城市居民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仍将目标锁定在城市或城市近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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