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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远营概述
1）定远营所属地区的历史概况
定远营位于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阿拉善左旗地处贺兰山与腾格里沙漠之间，东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和乌海市比邻；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甘肃省景泰县相接；西与甘肃省武威市相连；北与蒙古国交界。阿拉善是蒙古语“五彩斑斓之地”的意思，巴彦浩特是蒙古语“富饶之城”的意思。
今阿拉善左旗古为《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属秦，始皇时置北地郡，汉时属北地、武威、张掖三郡，晋为前凉、后凉、北凉等所据，唐属河西节度使，宋景德中入于西夏，元隶属甘肃行中书省，明永乐初为西部瓦剌地区，清属和硕特部 。从封建社会的军事战略角度看，它西控居延，北连朔漠，东倚贺兰山，属于边陲要塞。
清康熙年间设置阿拉善和硕特旗，旗府设在“夏日布勒都”（今锡林高勒苏木境内，又名紫泥湖） ，雍正年间在贺兰山以西、腾格里沙漠以东修建了定远营，北靠营盘山，南邻鹿圈山，水肥草美，为清廷通往蒙古的咽喉之地。定远营建成后被赐予阿拉善和硕特札萨克王，定远营也成为阿拉善旗新的旗府。（见图1）
2）蒙古族在该地区的生活历程
阿拉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栖息生长的地方，也是中原地区与北夷之地的交界处，既是土肥田沃的耕种之地，也是草肥水美的放牧场所，同时也是兵戎要塞。历经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回鹘等众多游牧民族，直到元朝，蒙古部落在此地开始了长达600年的游牧与定居生活（如表1）。
表1 建国前阿拉善左旗地区建制沿革表
时期建制沿革与民族活动
春秋（前770-前476）北狄牧区
战国（前478-前221）月氏、匈奴牧地
秦（前221-前206）匈奴牧地
西汉（前206-公元25）北地郡西境、匈奴右贤王牧地
东汉（公元25-220）北地郡西境、匈奴、乌桓、鲜卑、羌等族牧地
三国魏（220-265）匈奴、乌桓、鲜卑、羌等族牧地
西晋（265-317）秃发、鲜卑牧于旗西北部，匈奴贺兰部牧于贺兰山西部，匈奴铁佛部牧于旗东部鲜卑拓跋部游骑出没于东部
前后赵（304-350）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所割据。东部北部为柔然游牧区，西南部为秃发、鲜卑牧区
北魏至西魏（424-556）后魏为边外地。北魏、西魏时为柔然牧地
北周（557-581）柔然与突厥牧地
隋（581-618）突厥、达头可汗牧地
唐（618-907）地属河西节度使。初回纥、突厥诸部牧此，末期吐蕃、党项游牧
五代（907-960）吐蕃、回鹘、党项杂处
宋（960-1279）吐蕃、党项、回鹘、鞑靼、阻卜诸部游牧地区
西夏（1032-1227）地属西夏国兀喇海路，设有贺兰山坚军，吐蕃、党项、回鹘、鞑靼、阻卜诸部游牧地区
元（1206-1368）地属甘肃行中书省，蒙古部落游牧地区
明（1368-1644）地属甘州、肃州边外地。蒙古部，亦卜剌因、火筛、小王子、吉襄、着力兔、查汗虎墩、瓦剌先后牧于此
清（1644-1911）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蒙古厄鲁特和硕特部由和罗理率领居于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建阿拉善和硕特旗，初建时旗府设在紫泥湖。雍正九年（1732年），正式迁于定远营，直属清廷理藩院
中华民国（1911-1949）民国时期，直属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1928年属宁夏管辖
元代，驻牧于阿拉善的蒙古部落称为卫拉特，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元灭亡后，明朝为了安定北部边境，将漠西和漠北的蒙古部族分为四部，分别封为“顺宁王”、 “安乐王”、“贤义王”、 “和宁王”，并赐给诰印。永乐十六年（1418年），第二代顺宁王脱欢承袭王位，并先后兼并其他三部，合为瓦剌蒙古。16世纪时，瓦剌蒙古又逐渐分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落 。其中和硕特部领主，哈布图哈萨尔第十九世孙巴尔思图鲁拜虎（顾实汗）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率部躲避部族之间的纷争，进入青海。直至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顾实汗孙和罗理奏请归顺，清朝皇帝赐牧阿拉善地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册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受札萨克印，正式设置阿拉善和硕特旗 ，于是，蒙古和硕特部固定在阿拉善草原开始了居住放牧的生活，自此开始了蒙古和硕特部在阿拉善历经九代十王的统治过程。
2.定远营城市形成背景和发展经历
1）城市的形成
定远营的建立是清政府出于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考虑。
清政府设置阿拉善和硕特旗，使其直属理藩院，目的在于以夷制夷，并通过封王封地和联姻等策略对蒙古和硕特部进行拉拢，使其能够代替朝廷安定漠西漠北蒙古众部落。
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调时任札萨克王的阿宝（号称阿王）归牧祁连山后，管辖青海诸部，并将原属牧地阿拉善收回 。雍正四年（1726年），大将岳钟琪经过调研考察后，以其军事地形重要，奏请建兵营于贺兰山后。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是蒙古地区与清廷之间的咽喉，是镇守边疆的军事要塞，也是瀚海往来的捷径，能够控制塞北各处，具有极强的防御功用。如能驻守此处，则可保障内外联络通畅，安定和睦。此外，该地土壤肥沃，水草茂盛，既可耕种，亦可放牧，是中原内地与蒙古之间的过渡区域，具备建立城池的条件。朝廷又派兵部右侍郎通智勘察后，决定在贺兰山以西十里兴建城市作为镇守之地。
雍正八年（1730年）城市基本竣工，定名为定远营，当时只在城内设参将衙门，并调绿营兵驻扎，管辖和镇守此地。
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王爷复归故地后清廷将定远营赐予其居住。阿宝遂于第二年（1732年）将衙门迁至定远营，并在城中进行大规模建设活动（见图2）。定远营也从单纯的军事要塞城市发展成为阿拉善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为维护民族安定、抵御外敌发挥了巨大作用。定远营的兴建是和硕特部从游牧走上定居的标志和起点，是阿拉善历史的见证 。
2）蒙古族王公统治下的城市发展
清政府把定远营作为礼物赐予阿拉善的札萨克王，从军事角度看，也等于把驻守边疆保卫西北安定的任务交付和硕特部。从政治角度考虑，作为漠西蒙古部落的一支，和硕特部是最早归顺清朝的部落，且第一代扎萨克王和罗理是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领主顾实汗之孙，他与青海蒙古的关系直接或间接都会“影响青海蒙古诸领主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更好的维系与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关系，清皇室与和硕特部世代姻亲，这对于统辖青海蒙古也有积极意义。也正是因为有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定远营最初兴建虽然是作为清政府的军事重镇，由朝廷派兵驻扎，但当阿王归牧阿拉善后就顺理成章的成为阿拉善旗旗署和王府所在地。
自阿宝王爷至最后一代札萨克王达理扎雅，他们一直断断续续对定远营进行修建，形成了草原上一座具有明清北京风格和蒙古族特色的城市，通称“亲王府”，也称“王爷府”，又因城外山水环绕，树木成林，白墙皑皑，也被称作“沙漠中的白宫” 。大到王府，小到民居，规模不同，但结构相似，典型的四合院建筑。因此定远营有“塞外小北京”的美誉。建筑风格体现了中原主流文化与蒙藏文化的融合。
3.城市空间格局
经过岁月的洗礼，定远营的城市风貌已失散多半，所幸部分城墙和以王府及王爷家庙为主的古建筑保存尚好，依据有限的资料记载，尚能得知城市布局结构。
1）城市空间布局
定远营城南城北各有一条小山脉，两条山脉之间的偏东方向又夹着一座山，就是营盘山，定远营就建在营盘山的西南山坡上，背靠营盘山形成天然屏障，城南有三条河流经过，东南方向有泉水，名为葡萄泉。恰恰符合风水堪舆中记载的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城市建设环境。
城市规模不大，“南北长350米，东西长700米” 。出于防御，只在东、南两面设城门，南城门还建有瓮城（见图3）。北和东北的城墙依山傍崖，利用城墙下的深沟陡崖形成天险。北面还有天然屏障营盘山，设石垒营盘。进可攻退可守，守住此地就等于守住清朝的西北门户，有岳钟琪所着《定远营记》碑文为证：“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爰相地形高下，因山筑城，气势轩昂。设武 ，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之要地。内外联络，边疆宁谧。”
定远营与周围环境组成了“主”字形（见图4），流经城市南侧的三条溪流分别为“主”的三横，整座城池是“主”字的一点，起于南城门的南北大街是中轴线，贯穿三条河流，是一竖。城内建有王府、寺庙、官衙、蒙古兵营、各级王公贵族和喇嘛的宅院，商业店铺和普通民众的住宅基本都在城外，阿拉善王还在城外另设亲王府邸。这种城市建设方式与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在今包头与呼和浩特交界处所建的美岱召和位于今呼和浩特玉泉区修建的归化城如出一辙。可以推测，蒙古族部落王城的建设方式早已形成一定的模式，将作为统治者的王公贵族和作为蒙古族民族精神象征的宗教中心集中在城内，用以彰显其威严和领导地位，划分出严格的等级，也为保护统治者们的安全。
定远营建成后，蒙、汉、回等各族商人、农牧民、手工业者从周边地区陆续前来贸易或谋生，长此以往，便有许多人定居，在城外逐渐形成生活片区。实现了“安插二万余户，耕凿遍野” 的繁荣景象。在臣服于阿拉善札萨克王管辖的同时，不同民族的各地民众也带来了各自生活技能，随着清室公主下嫁，该地区庄园式农业得到发展，从清乾隆年间开始陆续移居的汉民继续发展农业耕种。同时又因为阿拉善地区对寺庙权益的维护，各大寺庙都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也有喇嘛将土地店铺租给汉族或回族商人进行商业活动。这样，在定远营城外就形成耕地、牧地、商业店铺混杂的居住生活区，将政权机构围在中心。（见图5）
2）城市核心空间——王府与家庙
蒙古族城镇建设在清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既城中建筑以部族统领者的官署、家宅，或部落王爷的王府家庙为核心。除了统领者之外，王公贵族在城中也有固定的居住宅院，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平民百姓一般都居住在城外。
定远营在成为阿拉善札萨克王的居住地后，其城市内部营造也基本遵循蒙古族城镇建设的风格。王府和王爷家庙是城内建筑核心，占据着城市中心位置（见图6）。王府和延福寺也是城内最早兴建的建筑物。其余商铺民宅都散落在城外。
王府是阿拉善历代旗王居住和处理公务的地方，始建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建筑院落形式仿照宫殿式样，经过历代增建、修缮，反映了阿拉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缩影，融合了清、蒙、藏、民国等各地各代不同的建筑风格；同时还体现出了多种宗教信仰共融共存的包容性。
王府家庙延福寺是阿拉善八大庙宇之一，它紧邻王府西侧，俗称“衙门庙” ，蒙古语称作“布音阿日比特哈其苏木” ，藏语“格吉楞” 。它同时也是阿拉善着名的将军敖包，每年农历6月都会举行隆重的祭敖包活动。与其他蒙古族喇嘛寺庙一样，延福寺也有明显的中轴线，核心建筑朝克沁大殿（大雄宝殿）在中轴线北端，这是一座蒙、汉、藏式相结合的琉璃建筑，建于高台之上，覆黄色琉璃瓦，东西两侧为喇嘛仓房。
王府与延福寺在定远营中占据着统领地位，城市其余街道住宅都以此为核心展开，整齐划一，多为小型四合院，其布局方式与东北地区满族的四合院类似，一般有正房和厢房，等级高的住宅也设置耳房和外厢房（见图7）。由于定远营背靠贺兰山，常年大风，自身气候条件影响了定远营的民居建筑形态，从保暖角度考虑，很少有倒座。屋顶多为卷棚或单坡缓坡屋顶，削弱了强风对建筑物的损耗（见图8）。
4.定远营的民族特色
1）影响城市格局的蒙古族特色
（1）蒙古族政权统治与城市核心空间的关系
定远营是蒙古王爷的王府和家庙为城市核心、城内驻扎兵营、普通民众生产生活围绕在城外的布局模式。
城内建筑物明显反映了蒙古族部落中严格的等级划分。除了在王府周围形成的有一定规模的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府邸，其余蒙古族居民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基本都住在城外的蒙古包或自行搭建的土坯房。王府周围街道宽阔整齐，建筑自成体系，每组建筑也有围墙。从建筑体量上，以王府最为突出，通过宏伟的建筑群体和高大巍峨的房屋凸显地位和封建统治的权威。王府通过建筑群气势来震慑治下民众，寺庙宣扬教义，使人从心理上服从。二者的结合达到对民众从心里到行为的服从统一。
（2）定远营蒙古族王府特点
王府是由阿宝王爷修建，因阿王福晋是清廷公主，因此在修建王府时套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形式，但又不完全照搬，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院落建筑群。王府依照《大清会典》所规定的亲王府邸等级所修建，为三进四合院落（见图9）。
王府结构分为正府、东府和新府。正府是办公区，为札萨克处理政务之所，是在原有将军衙署的基础上改造的，建筑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有府门、过厅（东西有耳房）、正厅（迎恩堂，东西有耳房）、后罩房。在王府府门上有横七纵九共六十三个门钉，屋脊上立有七个跑兽，这是会典中所规定的亲王府邸规格。不同的是府门上方的正梁上，比传统的汉式建造方式少了一根大梁，这种做法在刘敦桢先生的着作中有所记载，是蒙古族特有的做法，目的在于扩大顶棚空间，视线上减少繁复感。另一点与其他王府不同的是，正厅有五间，前置抱厦三间，这是保留了原将军府衙的建筑规制，后用作举行大典、接待朝廷大员、迎送贵宾及旗务议事之途。
东府是生活区，为王爷福晋生活起居之所，在空间布局上基本按照清北京四合院标准，但在东府中轴线向东又开辟出一座寝殿，这样一来东府与东侧寝殿在平面上形成“L”形，打破了中规中矩的四合院形制，也多出了一片开阔地，在这块空地上布置了三个蒙古包，呈三角形布局，中间一个面积比较大，在这组蒙古包正前方还设有苏鲁定长枪和祭祀台（见图10），这种布局方式最常见于蒙古部落草原居住形式。据传是蒙古王爷不忘本，且由游牧改为定居生活时需要过渡过程，而在庭院中保留这种最基本的蒙古包组团。这种在四合院建筑中布置蒙古包的做法也成为定远营王府的一大特色。
新府是末代王爷达理扎雅的居所，院落空间虽然是古典四合院落，但建筑形式明显受到民国时期从欧洲传入的建筑风格影响，这在正房屋顶窗洞口和门洞口等处都有体现。如回廊上修建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门柱也不是惯用的红木柱，而是采用与主体建筑材料相同的砖石修建廊柱，并在柱头上作出带有欧洲风格的装饰。屋顶改为平屋顶，檐口处模仿欧洲教堂做成十字形花纹，整齐排列。廊柱柱头一直升高到屋顶之上，两柱之间又作出不同外墙装饰（见图11）。正房所有材料均为青灰色砖石，建筑形态中西混合，与王府整体建筑风格截然不同；两侧厢房又按照中式做法修建，成为定远营王府独一无二的特色。
王府建筑的门楣和横梁上的彩绘所使用的颜色以蓝、红、绿这三种蒙古最常见的色彩为主，而且色调偏暗，与灰色的房屋院墙瓦片相协调。窗棂为灰绿色。
在王府居住区，墙柱上的雕花和雕刻形式也呈现出与汉式建筑不同之处。屋檐处的雕花是蒙古族代表吉祥如意的图案。厢房门楣上雕刻蒙古族传统的万字回纹纹饰，象征延绵不断的福祉。
2）民族宗教影响城市特色
（1）宗教地位
阿拉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信奉的宗教，阿拉善历史上主要有喇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从建旗开始，以旗主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多信奉喇嘛教。
喇嘛教在阿拉善地区影响最深远，它的传入发展与蒙古和硕特部的迁入发展同步。喇嘛教是西藏佛教的一支，有红教、黄教等教派，其中黄教在元代就已传入蒙古族上层社会。明崇祯年间，当时游牧于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在西藏扶持黄教派” 。其后人、第二代阿拉善札萨克王阿宝又曾在青海驻守长达5年，再次归牧阿拉善时，“从青海带来甘珠尔经和宗客巴佛像，” 供奉在王府家庙延福寺中（见图12、13）。喇嘛教从此正式扎根于此，成为这一地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宗教。延福寺也因为是王府家庙这一特殊身份而水涨船高，成为阿拉善地区最着名的寺庙。
（2）宗教政策对定远营特色的影响
因喇嘛教是蒙古上层社会极力推行的宗教，所以在政策方面有各种规章制度，充分保障了寺院和喇嘛的权益。寺院在土地分配、畜牧业、农业、商业等方面与蒙古王公贵族享有同等权益。例如，在土地分配方面，寺院享有大面积耕地和草场，喇嘛僧众会在城外土地上建造住宅商铺，出租给商人经营或居住，也将耕地出租给务农者。而喇嘛们在建造房屋时并没有经过规划，只是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耕地和店铺民宅的分配，这样一来在城外就形成商业与居住混杂，耕地散落在其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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