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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语言”一词最早出现在Halliday的Antilan—guages一文中，用来表示反社会(antisociety)中产生的特殊的语言形式。反语言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在反社会中的替代，从独特的角度彰显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并进一步揭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反语言是通过重新社会化创造和维护代替性社会的语言，因此，它并不单单局限于黑话、行话等，只要是对主流语言有意识的代替，都可以称作反语言。Halliday提出“反语言”的概念以来，国外多名学者相继发表了关于反语言的研究：Rodney Giblett利用反语言概念研究了儿童的秘密语言(childhood secret languages)Byr—an Reynolds研究了早期现代英格兰出现的罪犯黑话(criminal cant)William Schniedewind把库姆兰希伯来语(Qumran Hebrew)作为一种反语言进行了研究分析，Liberty Kohn研究了《发条橙》中出现的反语言。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关反语言的研究，如丁建新的《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李战子和庞超伟的《反语言、词汇语法与网络语言》等。对反语言的研究大都由词汇语法特征的分析和构建社会现实的功能构成，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另一个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理论是批评语言学，又叫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语言学的兴起推动了话语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研究，分析了语篇在意识形态中的控制作用。反语言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揭示语言与权力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探索批评性话语分析对反语言研究的启示，能够将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反语言研究并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在比较和探讨中进一步解释语言与社会结构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基石Halliday把语言的演变和发展归功于语言发挥的功能。他把语言的功能分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其中，概念功能又分为经验功能(experientialfunction)和逻辑功能(1ogical function)。概念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系统来实现，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情态系统来实现，而语篇功能主要通过主位／信息系统来实现。
批评语言学家认同Halliday的语言同时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观点。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一样，批评语言学把语言系统看作一种选择性系统，选择是第一性的，语言结构是选择的结果，而语义则是一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下的选择，而且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有其社会成因，这正好符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服务于社会功能和目的的看法。[8 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意义潜势，更是一种可以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其性质和意义进行诠释的社会符号。系统功能语法不仅仅描述语篇的语言结构，而且力图去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构，并从语篇所完成的社会和交际功能来解释原因。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这些观点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观是一致的，因而很自然地为批评话语分析所接受，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基石。批评语言学利用语言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和目的，对公共话语进行分析，此处与反语言研究不谋而合。
作为反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反语言是反社会中特殊的语言形式。根据Mallik的调查研究，反语言被使用的目的大多是为了保密或者作为沟通力或口头艺术。由此可见，反语言研究既体现了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即研究描述了已经认知的经验片段，又研究能靠自身机制形成的语篇以及反语言所发挥人际功能的作用，探讨反语言使用者能够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更好地融人到所谓的“反社会”中的原因。反语言语篇通过语义系统的选择，体现了其语言功能。除此之外，反语言发挥着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即构建社会现实的功能。反语言通过重新社会化与有意义的他者建立强烈的情感识别。反语言作为语言的替代，在特殊语境中构建了一个替代的现实，即“反社会”。由此可知，反语言的出现与语言的三大功能密不可分。
二、研究出发点批评语言学着重探讨的是语篇中权力的运作和使用。Van k认为，批评语言学是通过研究和分析书面和口头的文本，来揭示权力、支配、不平等和偏见的话语来源，并探讨这些话语来源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中被保持和再现的。[]妇他指出，批评性话语分析着重关注语篇结构制定、确认、复制或挑战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而支配其实就是精英阶层及社会权利的行使，由此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的出现，包括政治不平等，阶层不平等，文化不平等等社会现象。另一位批评话语研究的杰出代表Fairclough指出，批评性话语研究的批评形式一般都是意识形态批评，而意识形态批评主要研究符号对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大多数批评语言学家都认同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强制性的，而主要是说服性的，即意识形态上的。批评语言学批判主流语言学忽视了语言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提倡揭示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和控制，从深层次挖掘语言的社会属性。
总体来说，反语言研究和批评性话语分析同样探讨具体语言使用与社会结构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语言中出现的权力研究为出发点。反语言不仅是一种相对主流语言具有不同词汇特征的语言形式，更本质的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它是对主导性话语实践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秩序的一种反制。 反语言的特点在于对主流社会结构的反抗，在于对权力的奋力抵制，是一种反抗的宣示。Lib—erty Kohn指出典型的反语言一般都具有讽刺和挖苦的口头权力，但这种权力和语域的选择有关，只有符合社会情境的反语言才具备与展示当前社会等级的肢体行动相当的口头权力。LSJ由此可知，从语言体现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出发，是反语言研究和批评性话语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三、研究角度批评性话语分析反对的是一切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压抑了思想自由，并通过支配和控制了人的心理、阻碍了人的自我解放。批评语言学认为，原则上来说，几乎所有形式的语境、文本和对话都或多或少地被有权力的说话者所控制，这种权力是以牺牲其他的参与者的自由为代价的，因此，批评语言学重点研究的是语境特点(如权力群体的语言使用者的特点)是如何影响受控群体用“首选的语境模型”来定义沟通情境的方式的，以及语篇结构是怎样影响心理表征的。由此可见，批评语言学强调从语篇中权力者话语控制的角度来揭示对受控者所产生的影响，揭露话语中存在的歧视、偏见和不公平等。
反语言研究的角度与之有所不同，反语言研究的重点—— 反语言正是出于对传统权力控制的抵制和反抗而出现的一种话语实践，它着重从受控者反抗的角度来研究反语言是如何被用来扰乱和抵制主流语言，即权力语言或控制语言的。通过对选择用语言反抗的受控者的语言研究，能够直接揭示并反映语篇中的权力控制，即意识形态控制的本质，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也就是受控者已经从语言上选择抵抗，选择用自己的语言来创建和维系自己群体的身份和等级秩序。然而，反语言只是主流语言在反社会中的替代，它同样会在语篇语境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控制，即在建立自己语言体系的同时，由受控者转换为控制者，在反语言的结构和语境中再次行使权力和产生控制。由此，反语言研究侧重语言如何反抗，而批评性话语分析侧重研究语言如何控制，两种研究的不同角度涵盖了话语控制者，话语受控者，及由话语受控者转变的话语控制者，两种研究互相借鉴能够综合全面地考察语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权力。
四、研究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结构来探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及考察语言、权力(控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它的研究方法经过长期的摸索与使用已经逐渐系统化，主要有及物性系统、人际功能系统、分类和转化。系统功能语法认为，及物性系统把经验世界分成了一组易操作的过程，每一种过程都为解释经验世界提供各自的模式。过程种类共有6种：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将语篇中的小句按照上述过程种类划分，考察过程、参与者及环境成分的关系，从而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研究。人际功能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功能系统主要通过语气情态系统来实现，从而体现出态度及主观倾向性。语气由主语和限定成分构成，而情态系统是对说话内容的判断，是语言使用者对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称呼语、人称代词及一些表达态度的动词、副词等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揭示出语篇暗含的目的和意义。Fowler认为，分类是语言赋予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语言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对经验世界进行归类的手段。[1 5]然而，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事物被语言粘贴的标签不一定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因为人们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分类原则。尽管如此，对语篇的分类还是能够反映语言使用者思想意识的不同，从而探析使用者的立场和观点。
语篇中的转换主要包括被动化和名词化。首先，被动化的条件是谓语动词的及物性，当作者的话语视角定位于宾语并意图弱化行为过程及隐藏施事者时，被动化就应运而生，出现在语篇中。名词化是将动词转换为名词的过程，将具体事物变为抽象事物，从而隐匿了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及成分间的相互关系。在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的过程中，对被动化和名词化现象的还原和展开，能够进一步考察语篇背后体现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
Halliday在提出反语言概念的时候，曾经以流浪汉语言、黑社会行话和囚犯语言为例，从语言特点、出现原因、功能和意义等方面考察了反语言。Rodney Gib—lett在研究儿童秘密语言时，着重分析了反语言和反社会的关系，反语言的属性(反语言既是一种语域，也是一种方言)，反语言如何构建社会现实及反语言的特点。Liberty Kohn在研究《发条橙》中出现的反语言时，从反语言与社会结构，反语言的语言特点，语域转换，反社会的维护等方面对反语言进行考察。丁建新从反语言的寄生性、隐喻性，反语言与反社会的关系以及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对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进行研究o Ee7李战子和庞超伟从反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反语言的功能及反语言与网络语言的角度对反语言进行了解读。[Halliday认为，反语言是实现重新社会化的媒介，用来创建另一种现实的替代。反语言的显著特点是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tion)以及隐喻性(metaphor)和保密性(secrecy)。重新社会化就是用新词来替代旧词，但它不是完全的替代，并不是所有的词汇在反语言中都有新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与亚文化活动有关的，或远离正常社会的活动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对犯罪行为，受害者，犯罪工具之类的描述上，会用新词替代旧词。过度词汇化就是用多种表达方式表示一种特定意义的范畴。英语中仅对大麻的表达就多达几十种，如marijuana，hemp，marihuana，bhang，Indian hemp，hashish，Cannabis sati—ve，giant abutilon， apocynum， cannabinum， intsagu，sun hemp，cunjah， weed，dope，gigglesmoke， mo—hasky，Texas Tea，Marry Warner等，其中有些是正式的表达方式，有些是行话、黑话，这种用大量同义词来表达同一特定的经验体现了反语言过度词汇化的特征。此外，反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隐喻性。隐喻是语言的一大特点，反语言也不例外。反语言之所以为反语言，首先得益于它的隐喻性，Halliday认为，反语言就是日常语言的隐喻。这种隐喻包括音位隐喻、语法隐喻和语义隐喻，其中语法隐喻包括形态隐喻、词汇隐喻和句法隐喻。由此可见，反语言体现的隐喻性是一种常态的表达方式。反语言的重新社会化、过度社会化以及隐喻的特点无不为其保密性的需要提供了条件。作为一种抵制和反抗主流语言的话语实践，反语言正是通过保密性才得以创建和维系自己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等级。反语言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构建反社会的社会现实。反语言通过重新社会化构建了一个替代的社会，在这里，使用反语言的说话者创建和维系着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他们的身份因为反语言的使用及同有意义的他者进行的沟通而得到认同，从而成为反社会的成员。
五、结语反语言研究和批评性话语分析都是旨在揭示语言背后所彰显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且有相同的理论基石，且同样以语言中出现的权力控制为研究出发点，来分析探讨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复杂联系。
批评语言学着重分析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控制，而反语言研究侧重于反语言表现出的抵制和反抗，两种研究从权力控制和抵制控制这两个对立面对语言和形态意识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索。无论是权力的控制或是对权力的抵制，都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语篇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过程中，增加对意识形态的反抗角度的思考，及在反语言研究中加入对控制源头的考虑，能使这两种研究更加综合全面地来解释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从而促进语言研究理论之间的参考性和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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