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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专业的文学论文，主要是关于徐树铮与桐城派，详情请看下面的介绍。
一、徐树铮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徐树铮早年没能与桐城名师有所交往，没能受到桐城名师指点，并为此一直感到遗憾。他在《致马通伯书》中说：“树铮年幼依庭训，治帖括之业，足迹不出乡间，见闻陋塞。十六七岁后，稍知求古，又无名师益友为之指导。”1897年徐树铮十八岁，赴南京科考，但是没有考中，自此便再没有求取功名了。那时的中国接连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社会瞬息万变，徐树铮失去了科举的兴趣，便把目光转向了军事。他二十一岁时，从家里偷偷跑了出去参军，但又被父母追了回来。二十二岁去了济南，上书袁世凯，后投段祺瑞幕府之下。在这三四年中，徐树铮洞观时局变动，与学士名流接触不多，更没有见识过桐城派的有名人物。直到二十三岁，徐树铮跟随段祺瑞去了保定，结识了桐城名宿马其昶，并对马其昶钦赏有加。在《再致马通伯书》中把马其昶描述得如名士仙人一般，淡然名利，潇洒自如：“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春，公过保定。项城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即罢，张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议肃对，万态竦约，满座屏息，无感稍解。而公倚案垂首，若寐若寤，似昼然隐嗣动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尤为耿耿也。”马其昶的清高、淡泊和徐树铮对马其昶的钦佩，可见一斑。当时马其昶自视很高，不把袁世凯放在眼里，而徐树铮年轻并且刚刚到段祺瑞幕府，地位和学识不高，自然不能引起马其昶的注意。时隔两年后，二十六岁的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四年毕业回国后，仍回段祺瑞幕府，声望逐步提高，官至陆军部次长。
1915年，徐树铮通过吴汝纶的儿子(时任教育次长的吴闽生)认识了姚永概，又通过姚永概才认识了马其昶。徐树铮在给马其昶的信中谈到：“今春(1915年)因辟疆，纳交叔节，志同道合，一见辄相倾倒，又因叔节或见先生，更厚辱不弃若此，何多幸也!自古有志之士，仰慕明贤，凡欲以自纳楷模尔。”也就是这一年，徐树铮在北京创办了正志中学，让“马其昶通伯先生讲授《春秋左氏传》”，有机会与马其昶深入交往，请教文墨和学问之事。徐树铮对马其昶敬如神人，而对其他桐城人物也是尊敬有加，引为知己。徐一仕《凌霄一士随笔》说：“徐树铮为民国史上有名人物，与政治军事均有重要关系??而其人起家诸生，雅好文事，与柯劭志、王封楞、马其昶、林纾、姚永朴、姚永概诸人游。”这里提到了清末几乎所有着名桐城派人物，可见在当时徐树铮与桐城派的交往是很受关注的。
1911年，徐树铮从清江浦携家眷到了北方，三十二岁的徐树铮，认识了被誉为桐城殿军的林纾。《致马通伯书》说：“辛壬之际，始与畏庐老人交。猥许为性地廉厚，居恒以道义相蹉磨。”而这时的林纾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对诗词、古文、书画造诣很深，由于翻译大量的外国小说而名满天下。徐树铮尊林纾为师长，“每见林纾，必称为师”。徐树铮与林纾的交往密切，相互切磋，互相欣赏。1912年，徐树铮创办了《平报》，聘林纾为编纂。在《平报》出版的纪念会上，徐树铮发表《平报周年纪念感言》说：“偶忆昨为民国二年十月三十Et之夜，畏庐老人招饮，座客多为平报记者。”文中还谈到感言是受林纾之邀请而作。徐树铮不仅经常与林纾聚会，而且向林纾请教学问、文章。《徐树铮正传》载：“林琴南先生为当代文学大家，寄迹京师，买文鬻画以自给。常集前清遗老，作文酒之会。又于俯书之余，集徒讲学。往听者，一任其自然。树铮敬佩先生之学识，每逢先生登坛讲学，必往倾听”。而林纾对徐树铮的文章、诗词亦给予指点，相互切磋。林纾在《徐又铮填词图记》中说：“吾友，徐州，徐又铮已先我得之，又铮尝填白、芋，两用人声。余稍更为去声，而又铮终不之安。仍复为人声??又知又铮之填词实与余同调。”林纾对徐树铮的才华赞赏不已，特别是对徐树铮的古文更是高评有加。
他在徐树铮校点汇评的《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又铮韬钤中人，而笃嗜古文如此，较余之驽朽为甚矣??呜呼!天下方汹汹，又铮常日傍午于军书，乃能分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然而徐树铮在与林纾在一些事情上并没能够取得一致。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矛盾日益加深。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必须与旧文派展开剑拔弩张的斗争。
旧文派中以桐城派的影响最大。在论争期间，林纾想借徐树铮这样一位人物来扑灭新文化运动，上海《新申报》在1919年2月初辟“蠡叟丛刊”专栏，专门发表林纾的文言短篇小说，其中《荆生》这篇小说引人瞩目。此小说的大致内容为：安徽的田其美，浙江的金心异，还有留学美洲的狄莫，三人一起游京师。他们反对孔子的纲常名教，又要废除古文而行白话文。当他们三个人大肆批判传统文学和文言文的时候，隔壁荆生怒不可遏，破墙而入，怒骂三人，接着把三人打得落花流水。小说中荆生这个人物便是意指徐树铮。在徐道邻先生给父亲徐树铮写的年谱中记载：“民国八年，接着五四运动之后是蓬勃的新思想的发展，和当时主张守旧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壁垒。林琴南先生是守旧派的中心人物，而先生指徐树铮??当时在思想上是接近守旧派的。所以，林先生很希望先生能运用政治上的力量来打击新思潮人物。
他当时有题名《荆生》的一篇小说，就是暗示他这个意思。”年谱附录了《荆生》并评论说：“这里面的荆生、田其美、金心异、狄莫，是分别指先生、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而言。”‘小说用意虽然很明白，先生却并没有什么反应。”或许这一年来，徐树铮太忙了，文章发表后不久，徐树铮的母亲便去世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外的局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徐树铮始终忙于军政。从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徐树铮并没有干预过新文化运动，或许这有些让林纾遗憾吧。
徐树铮与马其昶、姚氏兄弟、林纾的交往限于文学和学术问题并为人熟知，而与张謇的交往却很少人注意。张謇是清末民初着名的实业家，辛亥革命后一直在南通地区经营实业。张謇是张裕钊的学生，学术上造诣很高，是桐城派的名家。徐树铮与张謇的交往很短暂，但却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徐树铮1925年从国外考察回来，被刺之前在南通与张謇见面。张謇1925年11月的日记记载：“二日，孙馨远上将，徐树铮中将过访，晚为设宴。三日，孙徐游东奥山庄，为备蔬餐，即晚行。
四日，雪下三寸许。五日，作赠孙、徐诗。”可见徐树铮与张謇的接触时间并不长，所谈所论多为诗书学问。民国时期发表在《逸经》杂志第十期上的文章《谈徐树铮》说到这次会面：“树铮至京之前，并会访张謇于南通，谈论颇洽。”-4《世载堂杂忆》也提到：“树铮在北洋少年诸将中以风流儒雅自许，喜奉名人学者为师??季直邀赴狼山西山庐谈宴数日，树铮请益，所谈时局学问，语语扼要。徐大为佩服，五体投地。今而后树铮将奉啬老为师矣。”徐树铮与张謇留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已然被传为佳话。
《世载堂杂忆》还说，在徐树铮走后，张謇做梦到徐树铮身遇不测，惊醒后变写下梦中言辞。这种预感从后来的材料看是可以确定的。上述所引用的《谈徐树铮》和《世载堂杂忆》录有张謇给徐树铮所作的挽联：“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焉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浦海西头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张謇自己的文集《张季九录》中也收录了这副挽联，可见他们惺惺相惜。当代学者王彦民在《徐树铮与张謇》一文中认为张謇对徐树铮的欣赏，是因为在遇刺后感到国家失去一栋梁之才而感到惋惜。
这样说来是有道理的，可是没有具体说到惋惜的原因。若从文化上看，张謇这样一个文化功底深厚的人，见过有才学的人多如牛毛，见过的军政人物更多。想来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后期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打击很大，他们同为桐城派学者，在学术上、文学上有共鸣，张謇把徐树铮引为知己，把徐树铮在文化上划归自己一脉，视为自己人，所以张謇的悲切痛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徐树铮与桐城派文学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徐树铮与民初桐城派名家交往密切，但是如果从与桐城派主要人物的交往来反映徐树铮对桐城派的影响的话，似乎还不足以让人信服。毕竟桐城派是一个以文学着名于世的文化派别，尤其是在散文的发展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和桐城派的关系终归要回到与桐城派文学的关系之上。概括地说徐树铮与桐城派文学的联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了桐城文学的精华并阐发自己的见解，二是顺应了晚清汉宋之学相互消融的趋势，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为淡化“骈”、“散”的门户之见。
《古文辞类纂》是姚鼐论文宗旨的一个集中表现，是“桐城派的一部法典，桐城派文人无一不对此奉若神明”。徐树铮“笃嗜《古文辞类纂》，集录归有光、方苞、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诸家之说，为之标注”。《古文辞类纂》较早的三个刻本是：道光元年，姚鼐弟子康绍镛刻于广东的“康本”；道光五年，吴昌期于江宁刻录之本，经梅曾亮、管同、刘钦等校刊，世称“吴本”；继康、吴之后，滁州李承渊于光绪年刊刻出“求要堂本”。对于这三个刻本，徐树铮认为“白惜抱轩《古文辞类纂》出，百余年来，治古文者翕然循从涂辙。兴县康氏刻于前，江宁吴氏刻于后。其间篇目多寡，文字异同，稍有出入，无涉要旨。
康刻惜翁圈点，吴以翁命去之，实为是书体制之歧。世徒执校者之姓名，版本之格式，以为轩轾，犹为皮相耳。”。指出了“康本”与“吴本”的差异和三个版本各自的缺点。“康本”和“吴本”问题是：“兴县康氏刻于前，江宁吴氏刻于后。其问篇目多寡，文字异同，稍有出入，无涉要旨”；“求要堂本”的问题更严重，“今年滁州李氏刊本：圈点外，更以己意为之句读，又每窜易原字，殆不为识者所尚矣。余意：为着书记，固宜不着迹象，待其人深思而自得之；若为读书计，则无宁丹铅涂乙，提要钩玄：譬人夜行，畀之以炬，不其善舆!故余读康本近二十年，吴本则备之而已。”_2ll。徐树铮的校点首次汇刊姚鼎原本之外的方苞、刘大槐、姚鼎、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派名家的圈点，在吴汝纶点勘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品评资料，有益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传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比此前的三种版本都好，除原有评语外，采集诸家评语，附于每篇之末，使读者能够就前人已成之迹，察其寄意之所在，以上追古作者之精神，于以自会己意。”[121徐树铮对桐城派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偏好古文，但他又主张文章不应该有门户之见。自汉代骈散分途之后，骈散对立就贯穿了中国古文发展的始终。六朝、唐、宋、清，乃至民国但凡文学革新，都有骈散的对立和互融。清朝桐城派力挺散文，《古文辞类纂》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展示了古文的脉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导致桐城派很多文人偏向散文。民国时期最着名的骈散之争，就是桐城派文人林纾和以章太炎为首的汉学派之争。民国二年，章太炎一派的考据学派占据北大文科，而林纾为代表的桐城学派则被排挤除去。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人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能为绍述桐城家言者，成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派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熠。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甚愤。”l1但是融合却是大势所趋。林纾在《震川集选序》中就明确地说：“吴南屏曾选《震川集》，余遍觅之，不可得。而南屏当时有学桐城之目，实则南屏师承震川，不必瓣香桐城也。夫文字安得有派?学古者得其精髓，取途坦正，后生尊其轨辙而趋，不知者随目为派。”J6而同时章太炎也说过文章不应分派：“我们平心而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有不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底气度格律，明白他们底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底气罢了。”_l在这一背景之下，徐树铮同样认为文章不应有“骈、散”门户之见：“伊古以来，文无所谓骈、散也，辞达而已矣。”他指出骈、散之争起于明朝人的误解。
明朝人认为唐人所写的文章合乎文统，并且上接两汉，而魏晋文章华丽而不实，于是开始推崇散文(朱元璋曾下令禁用四六，骈文在明代受到很大限制)。他强调“其实文之至者，不因骈散而重轻”，主张骈散相融合。他说：“庸讵知三代而下，继周秦诸子之际，虽推西京为最，而袭两汉芬烈，流衍转嬗，以胎唐宋之元，亦为魏晋六朝之赖也?又讵知此汉魏六朝诸文，固皆兼骈散之长。”认为魏晋六朝时期的骈文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有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价值。他提倡学文要追本溯源，不能彼此轻视，反对骈散对立，主张骈散结合，与诸多桐城名家如梅曾亮、刘开、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
徐树铮聪明好学，在民国时期，他虽然没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但却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作为桐城派后期文人，他所交往的桐城派人物大多都能溯源到姚鼐。姚永概、马其昶师从吴汝纶、张裕钊。林纾也曾就学问请教于吴汝纶。张謇师从张裕钊。而张裕钊、吴汝纶又同为曾国藩弟子。
从文脉上曾国藩又能溯源到姚鼐。徐树铮喜欢与桐城派人物交往，并在林纾、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文人的支持下，创办了正志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一定意义上壮大了桐城派队伍，传承和发扬了桐城派的文学精神。徐树铮作为桐城派的后期的守护者，对桐城派文学嗜爱有加，《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补遗说道：“徐树铮，文字力模桐城家法，虽功力未臻，而气势磅礴，撰《视昔轩遗稿》。”他重新校点《古文辞类纂》，对桐城派文学主张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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