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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对汉语连动式的界定沿用王力先生的说法,关注点在语法形式上。事实上,这一范畴的界定可以覆盖很多语法现象,汉语中“介词+动词”、 “状语动+动词”、 “动词+宾语动”、 “动词+补语动”都在表层形式上与连动式无明显差异。因此,后期的界定从语法意义上进行一些限制:动词不是联合、动补、状中结构;几个动词表示连续动作,有先有后。汉语中多数介词、副词、连词原本就与动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从动词而来的介词、副词、连词和助词都是在连动式这个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从句式认定方面来看,汉语的连动式严格意义上属于复合句,即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谓词的小句复合体。但事实上,连动式一直又被视为单句中的一个小类,原因在于连动式的动词之间没有语音停顿,通常会被认为是描写一个整体的事件。
一、“跨从句语法化” 学说对复合旬和简单旬关系的处理对于复合句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笔者依据“从属”和“嵌套”这两个语法参项将复合句分为三类:
并列、主从和从属。各结构的语法参项属性如表1所示:从表l可见,并列结构小句(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常常需要依靠上下文来推断,关系相对自由;主从结构小句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一个核心和一个从属成分组成,在语义上有主次,但在句法上任何一个小句均不作为另一个小句的成分;从属结构则两个语法参项均符合,其中一个小句完全内嵌到另一个小句中充当其句子成分,主要表现在小句发生名物化充当主语或宾语等形式。这三种构式反映了一个“从句的组合斜坡”:并列结构>主从结构>从属结构。从左到右两个小句之间的依存关系逐渐加强,在语义关系上表现为内在逻辑关系的增加,在语法形式上则表现为语法化程度逐渐增强。该书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一系列过程最终会导致复合从句进一步缩减为简单句。所以我们可以将上述“从旬的组合斜坡”作进一步补充:并列结构>主从结构>从属结构>简单句。
二、从“跨从句语法化”学说看汉语连动式的整合过程汉语连动式在句式认定上的双重属性,正体现了“从句组合斜坡”各类句式间复杂的关系。汉语连动式可视为跨从句语法化整合过程的结果,它处于语法化链条上更初始的环节,这也决定了它必定进一步语法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并列句>连动式>简单谓语句”这一发展过程。以下进行分步论述。
(一)并列句>连动式《马氏文通》对“动字相承”的类型划分可以概括为三种:坐动和散动相承;有形之动和散动相承;两坐动+“而”。对于第三类,马氏认为“两动字意平而不相承者,则间以‘而’字连之,两意相反者亦如之。”连词“而”的参与表明这一类型仍属于并列结构,可见并列结构与连动式之间有密切联系。
连动式作为一种复杂句式,反映了人类思维发展精密度的提高以及把复杂内容详细表述出来的需求。
古代汉语许多历时语料都显示了连动式在汉语中逐渐增多的趋势。何乐士先生曾举出《左传》和《史记》
相对照的例子来说明汉语这类动词结构的变化发展。
(1 a)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左传·僖公五年)(1 b)还,袭灭虞。 (史记·晋世家)(2 a)及战,射共王,中目。 (左传·成公十六年)(2 b)癸巳,射中共王目。 (史记·晋世家)(3 a)邰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邰至射而杀之。 (左传·成公十七年)(3 b)邰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邵至射杀宦者。 (史记·晋世家)前两组语料在(佐f勃中是两个并列的动词谓语,用逗号隔开,分别表动作和结果,在《史记》中均合并为连动式。第三组语料中, 《史记》中的句子是由(佐传》里的句子省略“而”形成的。这三组例子显示出连动式是由并列句紧缩,或者并列句省略连词之后发展而来的。它们意义表达清楚,语法结构精悍,所以在语言中越来越广泛运用,也越来越多样化了。
(二)连动式>简单谓语句汉语的连动式一般被视为单句中的一个小类,但由于它在结构上又表现出相对的松散性,因此与简单的谓语句又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大量语料表明,连动式是许多结构和单句格式的摇篮。在“V +V:”的结构中,可以从左右两侧来观察虚化过程。如果是处在右侧的V 逐渐虚化,其结果往往是产生一个副词或者结构助词,在这过程中会产生动补结构、使成式等。最明显的例子是结构助词“了”的产生过程:从连动式(“了”表达完结义)到动补结构再到助词;从左侧观察,如果V 发生虚化,其结果往往是产生一个副词或者介词,汉语中的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就是典型的例子。下面以处置式“将”字句为例进行说明:
先秦时期,“将”是个动词,较早的意思是“率领/携带”,例如:
(1)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 (左传·闵公元年)由“率领”义引申出“执持”义:
(2)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 (战国策·秦策一)表执持义的动词“将”频繁出现在 将+NP +V:+NP:”这样的连动式语境中,此时“将”还是动词。在这种格式里作为VP 的“将NP.”跟V 相邻接,其表层表达式跟工具式“P+NP。+V+NP ”毫无二致,这就为“将”被重新分析为工具介词的语法化提供了句法条件。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很多工具式已经在语义关系表现出跟处置式密切关联,例如:
(3)奴以斧斫我背,将帽塞口。 (颜之推:还怨志)其中“帽”最自然的分析是“塞”的工具,这从“以斧”和“将帽”的对举可以看出。然而,在“塞口”这个事件中, “塞”这个动作毕竟也作用于“帽”并使之受到影响: “帽”随着动作的实现位移到“口”处。可见这个例子中“帽”的语义角色有两种可能的分析:既可以分析为工具成分,也可以理解为受事成分。因此着眼于“帽”的受事性,我们自然也可以将这个例子分析为处置式。可见, “将”是由动词语法化为引出受事的介词,一旦“将”语法化为介词, “将+NP ”就以状语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句子在句法上就不再是复杂的了,可以被视为只有一个谓语动词的句子。从上述处置式‘‘将”字句的演变例子可知,处置式实际上是由连动式通过重新分析演变来的。连动式在汉语的句法体系中处于较高的接近复句的位置,随着其中V 或V 发生语法化,整个句子也就逐渐演变为一个单一核心的简单句,尽管这一核心是由状中、动补等结构充当的复杂核心。
三、结语汉语连动式是个庞杂的集合,就内部各小类而言,动词间的组合已经不再仅仅是时间上前后衔接的关系,而是有了工具、结果、处所、时间等内在的逻辑关联,动词间的联系既相对凝固又相对松散。因此可以认为,连动式在句子体系上处于复句到单句之间的交叉、过渡地带,是跨从句语法化过程中的中心环节。
它既是并列结构整合的结果,又是进一步语法化为单动结构的起点。
本文是节选自《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的教育论文,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