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晚报
“香港文学这十年来的变化，就是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杂文、小说，都体现出一种香港人自我身份的找寻。”马家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香港文坛目前有一个较为新兴并明显的现象，就是一群土生土长、二三十岁的文学新人，终于呈现出了他们的力量。
用文学手法呈现真实生活体验
马家辉说，香港的作家群可以用不同尺子来划分。比如第一种，是从内地来香港的“南来作家”，这样的作家带来了许多内地的传统，较易形成作家联会、作家协会等组织；而香港本土的作家，用北方作家的眼光来看，是比较“懒散”的，他们一般只面对自己的稿纸写作，并不善于组织到一起。
马家辉特别提到一个名为《字花》的刊物，2006年，《字花》正式诞生，编辑及设计人员，均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未满三十的年轻人。在组成《字花》之前，他们都只是零散的散兵游勇，现在，他们在文学领域以团体的形式开始呈现力量。
马家辉说，在《字花》之前，香港尽管一直都有文学刊物，但参与者多是“南来作家”，眼光的着陆点，不仅仅是香港，还包括整个中国。但《字花》并不是这样，它是第一本由土生土长的纯粹的香港年轻人来弄的。比如《字花》第一期主题是“买”，“买”——即shopping，这种消费行为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可以像蔡澜那样写，当然也可以用文学的手法来呈现。
《字花》这一群年轻作家的集合，扩大了香港文学的尺度、范围和标准，并把香港文学向往本土的方向偏移，体现了香港人探寻文学新方向的态度。
严肃与通俗作家各有各的山头
马家辉说，其实在香港，很难说哪些作家是主流，主要是看究竟用哪把尺子来衡量。如果用销量，当然是张小娴、李碧华、蔡澜等；如果用文学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比如董启章、西西、叶辉、黄碧云等。
他认为，在任何有文学的社会，都会有通俗与严肃文学之分，二者缺一不可。这两者之间总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界限，一定也有第三群人，试图在其中走来走去，马家辉自嘲，说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第三群人。曾在台湾生活过的马家辉，见过台湾严肃与通俗作家的“骂战”，大陆这边，也常传来这种“二手消息”，但是香港这两类作家是各有各的山头，比较“井水不犯河水”。
香港的严肃文学，马家辉觉得进入内地的并不多。他认为内地的严肃文学门户很紧，比如北方人把方言写进去，不用担心别人看不懂；香港作家却总有种担心，“我把方言写进去，别人会不会看不懂”，“会不会被人说成跳不出珠三角”等诸如此类。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通俗文学仍是对内地输出最多的，比如张小娴、李碧华、蔡澜等，它不仅在诉说爱情、在讲吃喝玩乐的资讯，其实这些作品暗含的生活态度，正是内地所需要的。比如，内地的沈宏非也写吃喝玩乐，但他喜引经据典，总让人感觉有包袱在，让人觉得轻快不起来。但是，蔡澜、欧阳应霁写吃喝玩乐就写得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这种“活在当下、自我肯定”的生活态度，是香港通俗文学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香港文学通过城市媒体与市民接触
马家辉说，香港作家写作的平台主要是报纸的副刊和专栏，他个人将其统统称为“城市书写”，香港文学与市民接触便借于此。对于专栏文章的文学价值，马家辉颇有些感慨，专栏文章不仅要看作者本身的功力，还要看读者的眼光。比如他曾有三篇讲《功夫》中佛的意味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的专栏，也同时发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后来，台湾的九歌出版社集合2005年最佳散文并成书时，马家辉的那篇被列为书中首篇，书中同时还有余光中、钱穆的散文。
“我说这些并无些许自夸之意，只是想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社群，就有不同的标签。专栏文章注入了多少文学成分，不仅有作者本身的问题，也有读者鉴赏眼光的问题。”马家辉说。
谈到“城市书写”目前的特点，马家辉说有“换天日”之感。十年前，面临回归的香港，“城市书写”政治气氛很浓，让人感觉比较沉重。现在，经历了那个转折、迷茫的时期，年轻人笔下，开始了生活关怀，出现了诸如谈家庭、谈旅行、谈吃喝玩乐的大量书写。马家辉认为，这也许就是香港文学回归十年来的最大变化。（李福莹）
“香港文学这十年来的变化，就是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杂文、小说，都体现出一种香港人自我身份的找寻。”马家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香港文坛目前有一个较为新兴并明显的现象，就是一群土生土长、二三十岁的文学新人，终于呈现出了他们的力量。
用文学手法呈现真实生活体验
马家辉说，香港的作家群可以用不同尺子来划分。比如第一种，是从内地来香港的“南来作家”，这样的作家带来了许多内地的传统，较易形成作家联会、作家协会等组织；而香港本土的作家，用北方作家的眼光来看，是比较“懒散”的，他们一般只面对自己的稿纸写作，并不善于组织到一起。
马家辉特别提到一个名为《字花》的刊物，2006年，《字花》正式诞生，编辑及设计人员，均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未满三十的年轻人。在组成《字花》之前，他们都只是零散的散兵游勇，现在，他们在文学领域以团体的形式开始呈现力量。
马家辉说，在《字花》之前，香港尽管一直都有文学刊物，但参与者多是“南来作家”，眼光的着陆点，不仅仅是香港，还包括整个中国。但《字花》并不是这样，它是第一本由土生土长的纯粹的香港年轻人来弄的。比如《字花》第一期主题是“买”，“买”——即shopping，这种消费行为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可以像蔡澜那样写，当然也可以用文学的手法来呈现。
《字花》这一群年轻作家的集合，扩大了香港文学的尺度、范围和标准，并把香港文学向往本土的方向偏移，体现了香港人探寻文学新方向的态度。
严肃与通俗作家各有各的山头
马家辉说，其实在香港，很难说哪些作家是主流，主要是看究竟用哪把尺子来衡量。如果用销量，当然是张小娴、李碧华、蔡澜等；如果用文学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比如董启章、西西、叶辉、黄碧云等。
他认为，在任何有文学的社会，都会有通俗与严肃文学之分，二者缺一不可。这两者之间总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界限，一定也有第三群人，试图在其中走来走去，马家辉自嘲，说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第三群人。曾在台湾生活过的马家辉，见过台湾严肃与通俗作家的“骂战”，大陆这边，也常传来这种“二手消息”，但是香港这两类作家是各有各的山头，比较“井水不犯河水”。
香港的严肃文学，马家辉觉得进入内地的并不多。他认为内地的严肃文学门户很紧，比如北方人把方言写进去，不用担心别人看不懂；香港作家却总有种担心，“我把方言写进去，别人会不会看不懂”，“会不会被人说成跳不出珠三角”等诸如此类。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通俗文学仍是对内地输出最多的，比如张小娴、李碧华、蔡澜等，它不仅在诉说爱情、在讲吃喝玩乐的资讯，其实这些作品暗含的生活态度，正是内地所需要的。比如，内地的沈宏非也写吃喝玩乐，但他喜引经据典，总让人感觉有包袱在，让人觉得轻快不起来。但是，蔡澜、欧阳应霁写吃喝玩乐就写得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这种“活在当下、自我肯定”的生活态度，是香港通俗文学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香港文学通过城市媒体与市民接触
马家辉说，香港作家写作的平台主要是报纸的副刊和专栏，他个人将其统统称为“城市书写”，香港文学与市民接触便借于此。对于专栏文章的文学价值，马家辉颇有些感慨，专栏文章不仅要看作者本身的功力，还要看读者的眼光。比如他曾有三篇讲《功夫》中佛的意味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的专栏，也同时发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后来，台湾的九歌出版社集合2005年最佳散文并成书时，马家辉的那篇被列为书中首篇，书中同时还有余光中、钱穆的散文。
“我说这些并无些许自夸之意，只是想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社群，就有不同的标签。专栏文章注入了多少文学成分，不仅有作者本身的问题，也有读者鉴赏眼光的问题。”马家辉说。
谈到“城市书写”目前的特点，马家辉说有“换天日”之感。十年前，面临回归的香港，“城市书写”政治气氛很浓，让人感觉比较沉重。现在，经历了那个转折、迷茫的时期，年轻人笔下，开始了生活关怀，出现了诸如谈家庭、谈旅行、谈吃喝玩乐的大量书写。马家辉认为，这也许就是香港文学回归十年来的最大变化。（李福莹）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