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教授郑磊关于论文署名的吐槽，成了近日网上热议的话题。根据郑磊的描述，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他与研究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不料在最后发表前，对方突然提出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保留导师的名字。沟通未果后，他作出了撤稿的决定。
假如郑磊不较这个真，而是顺水推舟，结果会如何？恐怕没有多少人当回事，毕竟期刊有规定；那位硕士生想必也理解，毕竟导师已经帮忙争取，而且按照期刊的建议，其名字也将出现在“致谢”里。可问题是，郑磊不仅较真了，还公开到网上！在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仍然是高级职称评定、科研能力考核重要指标的当下，这样做无疑需要勇气。也许，郑磊并非逞一时之勇、求一时之快，而是对学术原则的坚持——研究生全程参与了论文写作，不是简单地收集资料，而是密切的合作关系，其劳动应该被尊重；还源于对当下论文发表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的忧虑——有的期刊对论文的评估不仅要看被引次数，还看作者职称、学历，这种“唯出身论”和论资排辈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年轻学者、学生的学术创新热情。由此而言，郑磊的吐槽远远超越了“一时之勇”，促使人们反思标准和规则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本学术期刊，要保证一定的水准，标准务必硬；要想标准发挥应有作用，执行标准务必严。如果标准宽且泛，难保低水平论文不来挤占版面，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就可能难以面世；或者，执行得松且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人情论文、关系文章涌入，期刊的公信力必然打折扣。或许，正因为这些考虑，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核心期刊才提出那样的要求，尽管在郑磊们看来难以理解且有“一刀切”之嫌，但于期刊而言是按章办事、严守标准的体现。这，又涉及到另一层面问题。
无论是制定标准还是执行标准，前提是标准经得起推敲。如果标准本身就不科学，那么规定得越硬、执行得越严，可能越成问题。学术论文应该而且必须是“内容为王”，学术期刊衡量论文的标准应该是其学术价值高低，而不应在内容之外设置这样那样的“条条杠杠”，更不能简单地以作者职称、学历论英雄。学历不完全等于水平、职称不完全等于能力，道理不难理解，例子也不必远求。据媒体报道，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七年里，郑磊已与几名学生合作发表过论文，一位曾被他指导的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署名和第二署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三篇论文。
不由想到《新唐书》署名的佳话。《新唐书》由欧阳修领衔编纂，但列传部分是宋祁执笔。按照当时“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的署名惯例，欧阳修的官阶高，所以没有宋祁的份儿，但欧阳修认为：“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 ”于是《新唐书》破天荒地将两人姓名同时署上。这种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的态度，无疑值得今天的创作者和出版者学习。
假如郑磊不较这个真，而是顺水推舟，结果会如何？恐怕没有多少人当回事，毕竟期刊有规定；那位硕士生想必也理解，毕竟导师已经帮忙争取，而且按照期刊的建议，其名字也将出现在“致谢”里。可问题是，郑磊不仅较真了，还公开到网上！在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仍然是高级职称评定、科研能力考核重要指标的当下，这样做无疑需要勇气。也许，郑磊并非逞一时之勇、求一时之快，而是对学术原则的坚持——研究生全程参与了论文写作，不是简单地收集资料，而是密切的合作关系，其劳动应该被尊重；还源于对当下论文发表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的忧虑——有的期刊对论文的评估不仅要看被引次数，还看作者职称、学历，这种“唯出身论”和论资排辈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年轻学者、学生的学术创新热情。由此而言，郑磊的吐槽远远超越了“一时之勇”，促使人们反思标准和规则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本学术期刊，要保证一定的水准，标准务必硬；要想标准发挥应有作用，执行标准务必严。如果标准宽且泛，难保低水平论文不来挤占版面，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就可能难以面世；或者，执行得松且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人情论文、关系文章涌入，期刊的公信力必然打折扣。或许，正因为这些考虑，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核心期刊才提出那样的要求，尽管在郑磊们看来难以理解且有“一刀切”之嫌，但于期刊而言是按章办事、严守标准的体现。这，又涉及到另一层面问题。
无论是制定标准还是执行标准，前提是标准经得起推敲。如果标准本身就不科学，那么规定得越硬、执行得越严，可能越成问题。学术论文应该而且必须是“内容为王”，学术期刊衡量论文的标准应该是其学术价值高低，而不应在内容之外设置这样那样的“条条杠杠”，更不能简单地以作者职称、学历论英雄。学历不完全等于水平、职称不完全等于能力，道理不难理解，例子也不必远求。据媒体报道，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七年里，郑磊已与几名学生合作发表过论文，一位曾被他指导的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署名和第二署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三篇论文。
不由想到《新唐书》署名的佳话。《新唐书》由欧阳修领衔编纂，但列传部分是宋祁执笔。按照当时“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的署名惯例，欧阳修的官阶高，所以没有宋祁的份儿，但欧阳修认为：“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 ”于是《新唐书》破天荒地将两人姓名同时署上。这种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的态度，无疑值得今天的创作者和出版者学习。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