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是我们的转机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近20年来，随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泛化，解构主义、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与比较文学不比较的弊病。西方开始出现比较文学死亡论的相关言论，从而形成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的比较文学专着干脆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危机，是忽略异质性。法美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都是求同性，即寻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这种思维模式排斥了将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进行异质比较的做法，忽视了异质文明的可比性与文学的跨文明变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轮新危机。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推动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可以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好时机。实际上，国际文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碰撞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各国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密切关联。如果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实际上，18世纪以后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法国学者，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事实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如此。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判派学者就很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别人才能充分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话语建设才能真正实施。因此，我国综合国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为建设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国话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提供了现实基础。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好“比较文学”这个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开始就既重视西方学术理论又重视本土文学文化，既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又心怀民族文化复兴的渴望，能很好地兼顾比较文学发展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另外，一门世界性的人文学科不应只有西方学界独占话语权，而应全世界共同建构、共享权利。所以，建设好自己的学科理论话语，对于更加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的形成而言，意义甚大。
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是我们的转机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近20年来，随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泛化，解构主义、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与比较文学不比较的弊病。西方开始出现比较文学死亡论的相关言论，从而形成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的比较文学专着干脆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危机，是忽略异质性。法美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都是求同性，即寻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这种思维模式排斥了将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进行异质比较的做法，忽视了异质文明的可比性与文学的跨文明变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轮新危机。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推动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可以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好时机。实际上，国际文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碰撞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各国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密切关联。如果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实际上，18世纪以后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法国学者，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事实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如此。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判派学者就很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别人才能充分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话语建设才能真正实施。因此，我国综合国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为建设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国话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提供了现实基础。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好“比较文学”这个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开始就既重视西方学术理论又重视本土文学文化，既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又心怀民族文化复兴的渴望，能很好地兼顾比较文学发展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另外，一门世界性的人文学科不应只有西方学界独占话语权，而应全世界共同建构、共享权利。所以，建设好自己的学科理论话语，对于更加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的形成而言，意义甚大。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