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不仅是思想的载体，传播知识与价值的平台，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理性而冷静的头脑，体现客观、科学、公允的良心。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不是她在其原本职能之外所多承担的另一份职责，而是其自身原本就拥有的使命。这正如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样：自由从来就不是作为发展后的结果而存在的，其本身就构成了发展的内容。我以为，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通过编辑者包括评价体系、技术手段在内的价值导向和偏好，作者的学术价值取向和责任感等因素共同展现出来并影响、引导、示范着社会。
首先，学术期刊应该以高贵而正直的文化力量影响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却能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学术期刊不同于其他刊物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它是思想者创造思想，展示思想，传播思想，探寻真理的学术平台。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有文化价值感和责任感的人维系着学术期刊的运行，决定着学术期刊的品质与道德高下。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道出的也正是学者抑或读书人似乎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有知识的人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正如有思想的人必定要经历更多的内心挣扎一样。我们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而非中立的。毫无疑问，心灵的独立是最根本的独立。要让知识与良知同在，学术与正义共存。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不得不暂时承受商业社会肆无忌惮的功利，我们甚至可以不得不暂时接受浮躁文化的横流，但是我们绝不能长久地放任学术文化的功利与浮躁。因为，当一个民族的学术和做学术的人也都放弃对文化的高贵和高贵文化的坚守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化与学术本身，更有社会的正义与良知。
其次，学术期刊应该以其科学、客观、公允的学术品格引领社会。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学术期刊所应该具有的良好的学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和编辑者的个人职业操守与信仰。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社会相关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导向。有怎样的制度安排，就会有怎样的人的选择行为。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群体的选择行为是制度和制度环境的产物，而非简单的个人理性和良知的结果。所以，制度的文明既决定了社会选择的文明，又决定了社会人的选择的文明，更决定了学术期刊的道德品格。当学术期刊被附加上额外的“工具意义”的功能时，比如成为评定职称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或获取学术荣誉不可或缺的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切又都被我们的社会给制度化了，那么“工具意义”制度上的强化作用和现实上的功利取向，既可能会折损学术和学术期刊的道德品质，也可能会消磨学术和学术期刊的科学的属性、客观的本性和公允的道德性。我们的社会的确需要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创造数量。同理，学术论文转引的真正意义也不在于转引率高低本身。如果一个社会以唯GDP导向来评价社会发展成就与水平，那么它无疑会带来以更多的资源财富的消耗来创造财富的恶性循环。以学术论文的数量作为考核学者学术贡献的“学术GDP”做法，不仅会丧失学术所固有的严谨，还会使我们的社会失去学者的尊严和学术的崇高。
第三，学术期刊应该以学术的规范，包容的胸怀和学者的良知示范社会。学术规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由道德决定的制度约束问题。但说到底，真正能够约束人的选择行为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定制度并又在制度框架中生活的人。由于制度具有先天的不可完善性，所以人的投机主义行为既可以利用制度违反制度，又可以堂而皇之地钻制度的空子。因此对学术规范的坚守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坚守。高尚的道德是可敬而又稀缺的，而自律则是最难得的美德。但是，一个社会仅凭道德和基于道德基础之上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地成为法律的奴隶时，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普遍的道德自律。学者的自律源于学者特有的良知和信仰。正如尼采所说：为了乐于过你的生活，你要先置身于生活之上。要学会提高你自己，还要学会向下俯望。当我们做对了，没有人会记得；当我们做错了，没有人会忘记。学者的自律就是一种为了忘却的坚守，为了崇高的放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有目标，但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特有的目标时，他的行为一般应该服从并依赖于社会共识的基本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得到坚定而一致的公认，它就会抑制有可能发生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构成这个社会的制度支柱。我以为，从根本上说不是浮躁的社会铸造浮躁的人，而是浮躁的人铸造了浮躁的社会。有人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又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文化。借用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品格的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造就具有什么样品格的学者群体。一个好的学术期刊应该是培育、缔造真正学者的坚实的大地；产生、滋养优秀思想家的自由的天空。
尽管学术期刊具有其专业属性，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史学研究的看重，是对现代与未来的一份责任的坚守。历史不仅仅是人类知识中具有相当大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会为人们打开通向许多学科领域的大门，并为人们更广泛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素材。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要了解、记住过去，更重要的还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作为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作为教科书，它给人知识与智慧，也把人类自身的那些曾经的无知与非理性告诉后人。有时我们在前行中屡犯错误，往往不完全是由于我们缺乏知识和智慧，而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或忘却了历史。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
对研究方法的兼容并蓄，是对学术自身规律的遵守，也是学术理应具有的胸怀。研究方法上的学科借鉴，甚至交叉学科领域中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使用都是一种学术的拓展与进步。但若以某一种研究方法为时尚并排挤其他研究方法的做法，则是狭隘而又缺乏智慧的。研究方法就是方法，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这正如数学对于数学家来说其本身是内容，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它只是工具一样。如果一篇学术论文除去了公式和对公式的推导外，少有或没有思想的震撼与启迪，我们真的很难称其为学术。有些学科在研究方法论上的“买椟还珠”，与其说是学者的悲哀，不如说是学术和我们社会的悲哀。
我们的社会到了应该并可以“养”一批纯学者和思想家的时候了。当我们的学者不再需要为了有尊严地生存而疲于奔命时，才有更大的可能为学术而学术地探索着；当我们的学者不再不得不被利益驱使着而从事研究时，研究的成果才有可能会是科学、客观、公允的；当我们的学者的研究不再依附于或听命于权势时，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才会从理想变为现实；当我们的学者可以自由地为真理而呐喊时，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拥有更多凛凛傲骨的学者，而非视学术为“副产品”的文人。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就是以其自身独特的力量，让我们的社会拥有这样的明天。
（作者：陶一桃，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首先，学术期刊应该以高贵而正直的文化力量影响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却能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学术期刊不同于其他刊物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它是思想者创造思想，展示思想，传播思想，探寻真理的学术平台。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有文化价值感和责任感的人维系着学术期刊的运行，决定着学术期刊的品质与道德高下。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道出的也正是学者抑或读书人似乎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有知识的人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正如有思想的人必定要经历更多的内心挣扎一样。我们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而非中立的。毫无疑问，心灵的独立是最根本的独立。要让知识与良知同在，学术与正义共存。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不得不暂时承受商业社会肆无忌惮的功利，我们甚至可以不得不暂时接受浮躁文化的横流，但是我们绝不能长久地放任学术文化的功利与浮躁。因为，当一个民族的学术和做学术的人也都放弃对文化的高贵和高贵文化的坚守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化与学术本身，更有社会的正义与良知。
其次，学术期刊应该以其科学、客观、公允的学术品格引领社会。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学术期刊所应该具有的良好的学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和编辑者的个人职业操守与信仰。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社会相关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导向。有怎样的制度安排，就会有怎样的人的选择行为。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群体的选择行为是制度和制度环境的产物，而非简单的个人理性和良知的结果。所以，制度的文明既决定了社会选择的文明，又决定了社会人的选择的文明，更决定了学术期刊的道德品格。当学术期刊被附加上额外的“工具意义”的功能时，比如成为评定职称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或获取学术荣誉不可或缺的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切又都被我们的社会给制度化了，那么“工具意义”制度上的强化作用和现实上的功利取向，既可能会折损学术和学术期刊的道德品质，也可能会消磨学术和学术期刊的科学的属性、客观的本性和公允的道德性。我们的社会的确需要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创造数量。同理，学术论文转引的真正意义也不在于转引率高低本身。如果一个社会以唯GDP导向来评价社会发展成就与水平，那么它无疑会带来以更多的资源财富的消耗来创造财富的恶性循环。以学术论文的数量作为考核学者学术贡献的“学术GDP”做法，不仅会丧失学术所固有的严谨，还会使我们的社会失去学者的尊严和学术的崇高。
第三，学术期刊应该以学术的规范，包容的胸怀和学者的良知示范社会。学术规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由道德决定的制度约束问题。但说到底，真正能够约束人的选择行为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定制度并又在制度框架中生活的人。由于制度具有先天的不可完善性，所以人的投机主义行为既可以利用制度违反制度，又可以堂而皇之地钻制度的空子。因此对学术规范的坚守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坚守。高尚的道德是可敬而又稀缺的，而自律则是最难得的美德。但是，一个社会仅凭道德和基于道德基础之上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地成为法律的奴隶时，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普遍的道德自律。学者的自律源于学者特有的良知和信仰。正如尼采所说：为了乐于过你的生活，你要先置身于生活之上。要学会提高你自己，还要学会向下俯望。当我们做对了，没有人会记得；当我们做错了，没有人会忘记。学者的自律就是一种为了忘却的坚守，为了崇高的放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有目标，但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特有的目标时，他的行为一般应该服从并依赖于社会共识的基本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得到坚定而一致的公认，它就会抑制有可能发生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构成这个社会的制度支柱。我以为，从根本上说不是浮躁的社会铸造浮躁的人，而是浮躁的人铸造了浮躁的社会。有人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又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文化。借用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品格的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造就具有什么样品格的学者群体。一个好的学术期刊应该是培育、缔造真正学者的坚实的大地；产生、滋养优秀思想家的自由的天空。
尽管学术期刊具有其专业属性，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史学研究的看重，是对现代与未来的一份责任的坚守。历史不仅仅是人类知识中具有相当大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会为人们打开通向许多学科领域的大门，并为人们更广泛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素材。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要了解、记住过去，更重要的还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作为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作为教科书，它给人知识与智慧，也把人类自身的那些曾经的无知与非理性告诉后人。有时我们在前行中屡犯错误，往往不完全是由于我们缺乏知识和智慧，而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或忘却了历史。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
对研究方法的兼容并蓄，是对学术自身规律的遵守，也是学术理应具有的胸怀。研究方法上的学科借鉴，甚至交叉学科领域中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使用都是一种学术的拓展与进步。但若以某一种研究方法为时尚并排挤其他研究方法的做法，则是狭隘而又缺乏智慧的。研究方法就是方法，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这正如数学对于数学家来说其本身是内容，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它只是工具一样。如果一篇学术论文除去了公式和对公式的推导外，少有或没有思想的震撼与启迪，我们真的很难称其为学术。有些学科在研究方法论上的“买椟还珠”，与其说是学者的悲哀，不如说是学术和我们社会的悲哀。
我们的社会到了应该并可以“养”一批纯学者和思想家的时候了。当我们的学者不再需要为了有尊严地生存而疲于奔命时，才有更大的可能为学术而学术地探索着；当我们的学者不再不得不被利益驱使着而从事研究时，研究的成果才有可能会是科学、客观、公允的；当我们的学者的研究不再依附于或听命于权势时，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才会从理想变为现实；当我们的学者可以自由地为真理而呐喊时，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拥有更多凛凛傲骨的学者，而非视学术为“副产品”的文人。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就是以其自身独特的力量，让我们的社会拥有这样的明天。
（作者：陶一桃，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