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认真思考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如今中国社会的热点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是发展经济，第三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大江的主流，文学问题不过是社会生活的边缘，是江边溅起的水花。文学已经边缘化，与文学共命运的文学理论也已经边缘化。不要以为文学理论边缘化是什么悲哀的事情，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社会务实的表现，是人们成熟、社会进入常态的表现。我们虽然是文学理论圈内人，也大可不必为文学理论的边缘化而失落，也许倒要为文论自身重新获得生机而庆幸。
100年来，我们的民族受尽欺凌、屈辱、折磨。中华民族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充满一种政治激情，为祖国寻找图强雪耻之路。文学与文学理论就与这雪耻、救国、图强的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熟悉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过去人们只是从梁启超夸大小说作用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实际上这话预示了中国本世纪文学理论的新走向，那就是把文学、文学理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范围里。本世纪初开始，我们的先辈急于寻找一种解救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文学理论始终是社会的“热点”，与政治“并轨”。鲁迅与梁启超争论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充满政治的激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的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文艺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看成是党所领导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建国以来，每次政治运动往往从文艺问题的争论开始。文艺被看成是时代政治走向的晴雨表，不从文艺问题抓起从哪里抓起？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1954年的“肃反”运动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开始。随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新的政治运动的前兆。1956年美学论争，更是政治斗争的需要。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文艺思想开始。1962年的反右倾运动从历史人物海瑞开始。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革”从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江青批判“黑八论”开始。这样，当时的文学理论问题就远远超出了文坛的圈子。像“样板戏”“黑八论”“三突出”等所谓的文论，成为政治口头禅。我们回顾这些，意在说明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论是与政治并轨的，不过是“泛政治理论”，并没有专业化文学理论。那时的文学理论很重要、“很中心”、很普及，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园。就思维模式说，我们始终在单一的二元对立的公式内徘徊，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我们的文论很少甚至没有恩格斯曾经提倡过的“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理论一步步从泛政治化的状态下挣脱出来，从中心走向边缘。特别是1987年前后以来的10年间，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边缘化的速度加快了。文学理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但细细想来，文论的边缘化才是文论发展的常态，并由此实现了中国文论在社会转型期的“四化”。
专业学科化是边缘化的第一个产物。文学理论被当做一个专业来建设，被看成是知识体系，不再笼统被政治所左右。新时期以来文论界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使研究逐渐回到文学问题自身。这些年，有许多文论家在探讨文论的逻辑起点问题，不论就这个问题有多少意见分歧，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就意味着人们思考的是文论自身的根本问题。文论界探讨的问题由写什么转到为什么要写、怎么写、为什么要读、怎么读等等，都说明文论应面对自身的问题来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开始找到自己的家园。文艺学的学科家园感的产生和增强无疑是推动中国文论建设的精神动力。
研究的多元化是新时期以来文论边缘化的最重要的产物。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资源不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如何将现代文论建立在对传统文论的吸收、改造上的问题也被鲜明地提出来了。不论今后中国文论向何处去，中国固有的民族的文论传统将越来越被中国现代的文论所借鉴、所吸纳、所利用则是无疑的。与此同时，西方20世纪文论的众多流派涌进中国的文论领域，如何择取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如此广泛的介绍研究，在中国文论史上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边缘化，中国文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视角。泛政治学的文论虽然依然存在，但审美的文论、社会学的文论、心理学的文论、价值学的文论、符号学的文论、语言学的文论、文体论的文论、象征论的文论、文化学的文论也都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都在文论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思维辩证化是文论边缘化的又一根本性的收获。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是被实践证明的。1985年曾被称为方法年，不管被极力推崇的系统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所获得的成果是否重要，终归是对当时单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实行了一次冲击，文论界出现一种宽容精神。辩证法承认对立事物中也有中介环节，可以沟通，可以亦此亦彼。例如什么是文学，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按辩证法的回答，则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多种意见可以并存，可以彼此沟通。定于一尊的权威文论已成过去。
话语个体化是新时期文论边缘化的一大特色。既然文论已经离开中心，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么在原则大体一致的条件下，就该可以“和而不同”。近几年，那种文论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已较少见。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有不同的声音，但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之入耳。互相争论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学问应有的氛围吗？
100年来，我们的民族受尽欺凌、屈辱、折磨。中华民族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充满一种政治激情，为祖国寻找图强雪耻之路。文学与文学理论就与这雪耻、救国、图强的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熟悉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过去人们只是从梁启超夸大小说作用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实际上这话预示了中国本世纪文学理论的新走向，那就是把文学、文学理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范围里。本世纪初开始，我们的先辈急于寻找一种解救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文学理论始终是社会的“热点”，与政治“并轨”。鲁迅与梁启超争论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充满政治的激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的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文艺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看成是党所领导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建国以来，每次政治运动往往从文艺问题的争论开始。文艺被看成是时代政治走向的晴雨表，不从文艺问题抓起从哪里抓起？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1954年的“肃反”运动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开始。随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新的政治运动的前兆。1956年美学论争，更是政治斗争的需要。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文艺思想开始。1962年的反右倾运动从历史人物海瑞开始。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革”从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江青批判“黑八论”开始。这样，当时的文学理论问题就远远超出了文坛的圈子。像“样板戏”“黑八论”“三突出”等所谓的文论，成为政治口头禅。我们回顾这些，意在说明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论是与政治并轨的，不过是“泛政治理论”，并没有专业化文学理论。那时的文学理论很重要、“很中心”、很普及，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园。就思维模式说，我们始终在单一的二元对立的公式内徘徊，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我们的文论很少甚至没有恩格斯曾经提倡过的“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理论一步步从泛政治化的状态下挣脱出来，从中心走向边缘。特别是1987年前后以来的10年间，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边缘化的速度加快了。文学理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但细细想来，文论的边缘化才是文论发展的常态，并由此实现了中国文论在社会转型期的“四化”。
专业学科化是边缘化的第一个产物。文学理论被当做一个专业来建设，被看成是知识体系，不再笼统被政治所左右。新时期以来文论界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使研究逐渐回到文学问题自身。这些年，有许多文论家在探讨文论的逻辑起点问题，不论就这个问题有多少意见分歧，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就意味着人们思考的是文论自身的根本问题。文论界探讨的问题由写什么转到为什么要写、怎么写、为什么要读、怎么读等等，都说明文论应面对自身的问题来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开始找到自己的家园。文艺学的学科家园感的产生和增强无疑是推动中国文论建设的精神动力。
研究的多元化是新时期以来文论边缘化的最重要的产物。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资源不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如何将现代文论建立在对传统文论的吸收、改造上的问题也被鲜明地提出来了。不论今后中国文论向何处去，中国固有的民族的文论传统将越来越被中国现代的文论所借鉴、所吸纳、所利用则是无疑的。与此同时，西方20世纪文论的众多流派涌进中国的文论领域，如何择取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如此广泛的介绍研究，在中国文论史上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边缘化，中国文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视角。泛政治学的文论虽然依然存在，但审美的文论、社会学的文论、心理学的文论、价值学的文论、符号学的文论、语言学的文论、文体论的文论、象征论的文论、文化学的文论也都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都在文论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思维辩证化是文论边缘化的又一根本性的收获。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是被实践证明的。1985年曾被称为方法年，不管被极力推崇的系统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所获得的成果是否重要，终归是对当时单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实行了一次冲击，文论界出现一种宽容精神。辩证法承认对立事物中也有中介环节，可以沟通，可以亦此亦彼。例如什么是文学，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按辩证法的回答，则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多种意见可以并存，可以彼此沟通。定于一尊的权威文论已成过去。
话语个体化是新时期文论边缘化的一大特色。既然文论已经离开中心，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么在原则大体一致的条件下，就该可以“和而不同”。近几年，那种文论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已较少见。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有不同的声音，但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之入耳。互相争论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学问应有的氛围吗？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