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华语原创文学大赛举办的第八个年头，本届大赛将参赛稿件的体裁设定为小说，借用刘义庆编纂的笔记小说集题目《世说新语》，取“新”之谐音“心”，愿小说作者别出心裁，由纷纭世相入深曲之境。
据悉，大赛自2016年2月开始面向全国征稿，到2016年4月15日截止，经过硕、博士研究生评委的一轮审稿和中文系教授评委的二轮审稿，有31篇作品从1946篇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评委代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认为这次比赛作品一点都不比目前国内最好的作家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差。
有意思的是，年龄最大的获奖者有80岁了，年龄最小的获奖者还是个高三学生，他们之间相差了63岁。评委代表、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笑言：“好像最后获奖者主要是40后、30后，然后就是90后。中间是缺席的，只有一两位80后。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在评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
“不要否定80后早期写作”
当天，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第四届唐
文学奖获得者黄平主持的“80后文学”论坛邀请到了6位“80后”文学批评家与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上海市作家协会青年批评家项静，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获得者笛安，第五届老舍文学奖获得者文珍，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甫跃辉，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获得者双雪涛。 
从左至右：黄平、双雪涛、笛安、杨庆祥
这群80后作家触碰文学的道路各不相同。笛安说起自己小时候很喜欢听大人说话，从小就建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观，因此比较容易面对真实世界里复杂的东西。而双雪涛在五年前还是一个银行职员，“同事没有人知道我在偷偷写小说。现在回头看五年前的小说，我并不觉得很羞愧，因为我觉得当时身上有一股刚开始写小说的劲头，感觉非常痛快。”
在杨庆祥看来，今天人们谈“80后文学”的变局，依然不能否认80后最早的那一批青春写作。“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反思这个问题。现在有一种越来越不好的倾向，就是80后当下写作否定80后早期写作，这是非常不客观的态度。”
杨庆祥说：“80后的青春写作有一种特别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意义。80后的这批写作者用一种非常小心翼翼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我小时候经常搬着板凳旁听大人讲话，然后大人会说 滚到一边，不要听我们讲这个 ，但是我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听。所以早期80后写作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向这个世界求爱，有时候还会撒娇，所以非常有意义。”
“文学总归比影视更早反映时代精神。为什么现在大家吐槽青春片？有一张图提及逃学、堕胎、死亡……这当中有很多这种要素。”文珍提到，反而稍微晚一点出道的80后写作不会有这么多惨烈的东西，开始回归到正常或者更烦俗的人生轨道。“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年轻的时候会激烈一点，到了年近三十或者是过了三十以后，从飞扬到沉淀，这个变局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趋势。”
80后如何书写城市文学
项静提到，大部分50后作家“一开始只写乡村，到现在还在写乡村”，但70后、80后、90后作家既可能写乡村，也可能写城市，“不存在单纯只写某一个题材的作家了。”
文珍认为城市文学是一个伪命题。“哪怕是贾平凹，他的后半生有三分之二或者更多的时间都在城市里，只是也许有些作家会选择以童年经验为母题一直在述说，更多作家可能不可避免地处理当下经验。对80后这一代，这更加不可避免。”
“我也看到过一些同时代作者在写乡村，但很多时候中间有很多陌生。”文珍说，最后80后的文学主流肯定会变成城市文学。
和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文珍不同，甫跃辉属于“来自乡村的城市的外来者”，这让他对城市有一种陌生视角，会看到一些常年待到城市的人不会看到的东西。
“比如我住在华师大的时候，旁边住着很多上海人。这些上海人像我们外地人一样买不起房子，是租来的。有一次有一个上海老太太给我讲小黄鱼两块钱一条，太贵了。还有一次一个上海女孩一直开着公用水池里的水龙头，就因为水费是公摊的。”甫跃辉感慨，“好像城乡之间有区别，但我也没看出太多的区别来。”
“那么城市为什么值得我们提出来，去强调这是城市文学？除了环境变了，高铁高架、高档酒店，人有没有改变？人性有没有什么变化？当我们提到80后的变局，我就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变？”
他说：“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必要写，如果有变化又为什么要去变。就像城市和乡村一样，因为环境变了，时间变了，际遇变了。外在的东西变了，会导致内在的幽微的不易觉察的变化。我们去把这些变化写出来，这样城市文学才能成立起来。”
“刚刚说到80后文学的变局，我想如果80后真的那么突出，在时间、社会上有那么突出的变化，那我们把这种变化写出来，我觉得80后文学才能有新的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