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关涉文学创作、文学生产与文学阅读等诸多方面,一直牵动着文学领域里最为敏感的神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剧烈变化,以及文学自身的深层变动,文学期刊在各种力量的推导之下,经常处于波诡云谲的波动状态之中。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带来的网络传播、电子阅读,又使代表着纸质传播、传统阅读的文学期刊,置身于变动不居的风口浪尖,时时面临着新的冲击与挑战。既然冲击与挑战不可避免,已成常态,那么,以坦然的心态和积极的姿态,去面对冲击和应对挑战,就成为文学期刊的必然选择、相关文学人的共同责任。
是阵地,又是品牌
人们通常都把文学期刊看作是作品的载体、文学的媒体,其实,这只是文学期刊的基本属性,而实际上,文学期刊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
我曾在一篇谈当下文学的结构性变化的文章中,把“三分天下”占其一的严肃文学,简要概括为“以文学期刊为阵地”。这样的突出文学期刊的描述,具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严肃文学是以文学期刊为坐标的,一层意思是文学期刊是以严肃文学为依托的。
文学期刊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还在于当代文学的每一本期刊,都有其产生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并具有自己的发展沿革和独特历史。即以《人民文学》为例,该刊创办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的1949年10月,是新中国的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曾为创刊号作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文革”期间,杂志停刊。1976年杂志复刊,至今已出版600多期。这份刊物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都代表当时文学创作的已有水准,并曾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它的起落沉浮本身,就是当代文学曲折坎坷历史的一个缩影。还如《收获》,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最先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而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创刊的《十月》《当代》,则是当代文学在新时期全面复苏与崛起的重要标志。
这些文学期刊在其长短不一的办刊历史里,既坚持发现新作者、发表新作品的基本理念,又寻求刊物在选取作者与作品上的个性所在,实际上都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基本风格与办刊追求,并在广大读者中造就了较高的信誉,在社会上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刊物也赢得了应有的知名度与较大的影响力。在前些年举办的上海着名商标评选中,《收获》连续四次入选,成为文学期刊中为数不多的知名品牌,这是《收获》杂志的骄傲,也是文学期刊的荣耀。
因为兼有阵地、品牌等多种功能,富含了文存、文脉等多样内涵,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衰微、生存与发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编办文学刊物的工作,而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系统工程。
冲击和挑战已成常态
文学期刊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面临着由内部竞争和外部冲击构成的双重挑战,社会环境的变革与文化氛围的变异,常常会使文学期刊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这种情形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阶段,文学期刊遭遇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市场规则的挑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环境下的文学期刊,进入到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为依循之后,既要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又要面对通俗文学的强势兴起,这些都使文学期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曾经有一些文学期刊,耐不住寂寞,试图通过变换内容、更换包装,来迁就市场、吸引读者,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使刊物变得不伦不类,而且也没有引来更多的读者,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读者。事实证明,文学期刊在变与不变上,有其不可违逆的内在规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面临的,主要是数字化传播、电子化阅读带来的种种冲击。数字化传播与电子化阅读,不仅省去了纸质媒介,而且以其快速的传播、便捷的阅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众,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爱好者。作为纸质阅读的典型代表,文学期刊有自己的固定读者,怎样稳固原有订户,扩展新代际的读者,成为期刊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比较而言,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编辑者,更习惯于传统方式的编刊与发刊,如何适应新的媒体时代,利用新的手段宣传自己、影响读者,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一方面,需要探索新的路径,开展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
总的来看,文学期刊在不同时期,都会面临种种冲击与挑战。在当下的文化多样化、文学多元化与传播多维化的状态下,冲击无处不有,挑战无时不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期刊始终要在应对这些冲击与挑战的过程之中,一求生存,二求发展。
既要有定力,又要有能力
既然冲击与挑战不可避免,那么,坦然地面对和积极地应对,就是无可选择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方面,显然既需要一定的定力,又需要一定的能力。
定力至关重要,而定力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宏观层面上,要有立于“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文化自信,基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的文学自信。坚信无论社会生活怎样刷新,信息科技如何创新,文化的地位与文学的作用,都不可能真正被遮蔽、被淡化,在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会有定心丸,就会有主心骨,就会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心里有底,脚下不乱。另一方面是在微观层面上,要有对自己刊物属性与特点的清醒自知与充分自信。一份文学期刊,从创办到现在,数十年能坚持下来,并依然受到欢迎,这是文学的伟力所在,也是刊物的内力所在。文学交流,说到底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交流,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学期刊构筑的道道桥梁,志同道合的作者与读者才会找到原本陌生的对方,实现精神上与心灵上的交流。“桥梁”在这里,功不可没,不可或缺。
当然,既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坚定心态,也要有适应新环境、适从新读者的应变能力。这才能使文学期刊在稳定自身中与时俱进,在有所准备中获取新的契机。这种应变能力,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有适应新的需要,推出有锐气的新人,提供高品质作品的能力。文学期刊的基本使命,就是发现新作者,发表新作品。在这一方面,仍有继续努力的空间。现在的文学期刊,盯名家、找大家,比较普遍,而推新人、荐新秀,明显不足。而在作品的组稿与择取上,也多以自然来稿为主,体现刊物自身的意识与意图、带有编辑自己运思的作品还不多见。如何走出刊物的惯性,彰显刊物的个性,仍然是一些刊物需要着力解决的。二是要有面对新文化环境和文学受众,宣传刊物、营销刊物的能力。现在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基本上是邮局征订和报刊零售两种。这些年,一些刊物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始与网站、电商等进行合作,并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使文学期刊进入数字化传播渠道,这对于更多的读者了解刊物、购买刊物提供了新的方式与可能。但如何改变刊物囿于圈子的现状,在广义的宣传和大众的宣教上多作文章,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需要多方理解与支持
文学期刊都有各自的主办者、编辑者,但文学期刊一旦走入社会,形成影响,就不只是主办者和编辑者的事情。事实上,众多的文学期刊,既是当下文学创作走向与成果的联袂展示,又是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精神粮仓。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期刊还是文学秩序的主要构成,文学生产的重要标志。文学创作的盈与歉,文学发展的起与伏,它都是重要的晴雨表。
因此,办好文学期刊,是文学期刊主办者、编辑者的事,也是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事实上,一份文学期刊办得好与不好,也与多种因素有关,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工程。因此,办好文学期刊,除去文学期刊自身的努力之外,也需要有关各方的深刻理解与积极支持。
首先是文学、文化领导管理部门,要看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所在,理解文学期刊的难处所在,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与切实的支持。过去的文学期刊的困难之处,是自负盈亏像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刊物的运作与运营步履维艰。近些年来,一些文学期刊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使得刊物可以用提高稿酬的方式增强竞争力,免去收不抵支、捉襟见肘的生存之虞。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应予大力提倡与推广,使众多的文学期刊从创收节支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而集中精力地组编作品,办好刊物。
其次是与文学产业、文化产品的营销有关的经营机构与营销人员,尤其是新媒体的文化从业人员,要认识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在意识上和工作中,给文学期刊多一些关照,留一方地盘,为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尽点心力,添点动力。
还有,作为文学期刊相关利益人的读者,在“不忘初心”的相守中,对文学期刊既要持续葆有热情,持续给予关注,还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就期刊的作品质量、选题方向,以及自己的喜好与需求等,及时提出看法,反馈阅读意见,使刊物的编与读,形成良性的互动,达成彼此的促进。
文学期刊是文学的阵地、文化的品牌,也是社会的财富、人民的资产。如何把文学期刊办好宣传好,使之在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产生出更大更好的价值,是时代交予期刊人的重要职责,也是时代赋予文学人的光荣使命。
(作者: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是阵地,又是品牌
人们通常都把文学期刊看作是作品的载体、文学的媒体,其实,这只是文学期刊的基本属性,而实际上,文学期刊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
我曾在一篇谈当下文学的结构性变化的文章中,把“三分天下”占其一的严肃文学,简要概括为“以文学期刊为阵地”。这样的突出文学期刊的描述,具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严肃文学是以文学期刊为坐标的,一层意思是文学期刊是以严肃文学为依托的。
文学期刊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还在于当代文学的每一本期刊,都有其产生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并具有自己的发展沿革和独特历史。即以《人民文学》为例,该刊创办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的1949年10月,是新中国的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曾为创刊号作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文革”期间,杂志停刊。1976年杂志复刊,至今已出版600多期。这份刊物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都代表当时文学创作的已有水准,并曾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它的起落沉浮本身,就是当代文学曲折坎坷历史的一个缩影。还如《收获》,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最先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而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创刊的《十月》《当代》,则是当代文学在新时期全面复苏与崛起的重要标志。
这些文学期刊在其长短不一的办刊历史里,既坚持发现新作者、发表新作品的基本理念,又寻求刊物在选取作者与作品上的个性所在,实际上都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基本风格与办刊追求,并在广大读者中造就了较高的信誉,在社会上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刊物也赢得了应有的知名度与较大的影响力。在前些年举办的上海着名商标评选中,《收获》连续四次入选,成为文学期刊中为数不多的知名品牌,这是《收获》杂志的骄傲,也是文学期刊的荣耀。
因为兼有阵地、品牌等多种功能,富含了文存、文脉等多样内涵,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衰微、生存与发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编办文学刊物的工作,而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系统工程。
冲击和挑战已成常态
文学期刊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面临着由内部竞争和外部冲击构成的双重挑战,社会环境的变革与文化氛围的变异,常常会使文学期刊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这种情形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阶段,文学期刊遭遇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市场规则的挑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环境下的文学期刊,进入到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为依循之后,既要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又要面对通俗文学的强势兴起,这些都使文学期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曾经有一些文学期刊,耐不住寂寞,试图通过变换内容、更换包装,来迁就市场、吸引读者,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使刊物变得不伦不类,而且也没有引来更多的读者,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读者。事实证明,文学期刊在变与不变上,有其不可违逆的内在规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面临的,主要是数字化传播、电子化阅读带来的种种冲击。数字化传播与电子化阅读,不仅省去了纸质媒介,而且以其快速的传播、便捷的阅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众,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爱好者。作为纸质阅读的典型代表,文学期刊有自己的固定读者,怎样稳固原有订户,扩展新代际的读者,成为期刊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比较而言,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编辑者,更习惯于传统方式的编刊与发刊,如何适应新的媒体时代,利用新的手段宣传自己、影响读者,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一方面,需要探索新的路径,开展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
总的来看,文学期刊在不同时期,都会面临种种冲击与挑战。在当下的文化多样化、文学多元化与传播多维化的状态下,冲击无处不有,挑战无时不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期刊始终要在应对这些冲击与挑战的过程之中,一求生存,二求发展。
既要有定力,又要有能力
既然冲击与挑战不可避免,那么,坦然地面对和积极地应对,就是无可选择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一方面,显然既需要一定的定力,又需要一定的能力。
定力至关重要,而定力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宏观层面上,要有立于“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的文化自信,基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的文学自信。坚信无论社会生活怎样刷新,信息科技如何创新,文化的地位与文学的作用,都不可能真正被遮蔽、被淡化,在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会有定心丸,就会有主心骨,就会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心里有底,脚下不乱。另一方面是在微观层面上,要有对自己刊物属性与特点的清醒自知与充分自信。一份文学期刊,从创办到现在,数十年能坚持下来,并依然受到欢迎,这是文学的伟力所在,也是刊物的内力所在。文学交流,说到底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交流,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学期刊构筑的道道桥梁,志同道合的作者与读者才会找到原本陌生的对方,实现精神上与心灵上的交流。“桥梁”在这里,功不可没,不可或缺。
当然,既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坚定心态,也要有适应新环境、适从新读者的应变能力。这才能使文学期刊在稳定自身中与时俱进,在有所准备中获取新的契机。这种应变能力,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有适应新的需要,推出有锐气的新人,提供高品质作品的能力。文学期刊的基本使命,就是发现新作者,发表新作品。在这一方面,仍有继续努力的空间。现在的文学期刊,盯名家、找大家,比较普遍,而推新人、荐新秀,明显不足。而在作品的组稿与择取上,也多以自然来稿为主,体现刊物自身的意识与意图、带有编辑自己运思的作品还不多见。如何走出刊物的惯性,彰显刊物的个性,仍然是一些刊物需要着力解决的。二是要有面对新文化环境和文学受众,宣传刊物、营销刊物的能力。现在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基本上是邮局征订和报刊零售两种。这些年,一些刊物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始与网站、电商等进行合作,并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使文学期刊进入数字化传播渠道,这对于更多的读者了解刊物、购买刊物提供了新的方式与可能。但如何改变刊物囿于圈子的现状,在广义的宣传和大众的宣教上多作文章,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需要多方理解与支持
文学期刊都有各自的主办者、编辑者,但文学期刊一旦走入社会,形成影响,就不只是主办者和编辑者的事情。事实上,众多的文学期刊,既是当下文学创作走向与成果的联袂展示,又是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精神粮仓。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期刊还是文学秩序的主要构成,文学生产的重要标志。文学创作的盈与歉,文学发展的起与伏,它都是重要的晴雨表。
因此,办好文学期刊,是文学期刊主办者、编辑者的事,也是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事实上,一份文学期刊办得好与不好,也与多种因素有关,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工程。因此,办好文学期刊,除去文学期刊自身的努力之外,也需要有关各方的深刻理解与积极支持。
首先是文学、文化领导管理部门,要看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所在,理解文学期刊的难处所在,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与切实的支持。过去的文学期刊的困难之处,是自负盈亏像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刊物的运作与运营步履维艰。近些年来,一些文学期刊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使得刊物可以用提高稿酬的方式增强竞争力,免去收不抵支、捉襟见肘的生存之虞。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应予大力提倡与推广,使众多的文学期刊从创收节支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而集中精力地组编作品,办好刊物。
其次是与文学产业、文化产品的营销有关的经营机构与营销人员,尤其是新媒体的文化从业人员,要认识到文学期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在意识上和工作中,给文学期刊多一些关照,留一方地盘,为文学期刊的发行与营销,尽点心力,添点动力。
还有,作为文学期刊相关利益人的读者,在“不忘初心”的相守中,对文学期刊既要持续葆有热情,持续给予关注,还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就期刊的作品质量、选题方向,以及自己的喜好与需求等,及时提出看法,反馈阅读意见,使刊物的编与读,形成良性的互动,达成彼此的促进。
文学期刊是文学的阵地、文化的品牌,也是社会的财富、人民的资产。如何把文学期刊办好宣传好,使之在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产生出更大更好的价值,是时代交予期刊人的重要职责,也是时代赋予文学人的光荣使命。
(作者: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 编辑: 何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