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校毕业季,毕业论文成热门话题。写论文时,能查资料的学术数据库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今年3月以来,有关学术数据库提供商中国知网价格猛涨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多家高校图书馆都直呼“用不起”。日前有律师称,中国知网涉嫌滥用其在国内中文学术文章检索服务市场上的支配地位,限定期刊只能与其进行交易,赚取高额利润,触碰了《反垄断法》高压线。
在学术数据服务市场,中国知网并非没有竞争者,但万方、维普等提供商的覆盖率,明显要比中国知网低很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知网收录国内学术期刊多达8149种,全文文献总量45921420篇,其客户基本涵盖各行各业。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要做学术研究和写论文的人,都已经离不开中国知网。正基于此,中国知网“每年涨价近10%”的做法,让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普通用户深感不满。
不过,用户对中国知网涨价的不满,源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了侵犯。最滑稽的例子莫过于,有很多学者在中国知网下载自己发表的文章,还要额外付费,但他们自己从未收到过中国知网提供的稿酬。中国知网利用垄断地位低成本购买学术资源,转手就高价卖给了购买者。在此过程中,作者的议价权是如何丧失的?厘清这个,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知网运营的内在逻辑,从而找到维权路径。
事实上,不管是作者还是期刊编辑部,在与中国知网的博弈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议价权的丧失,表面上是被动妥协的产物,实际上有主动选择的色彩。
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学生评先评优,还是教师等群体的职称评定,论文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期刊版面“僧多粥少”的局面,花钱发论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出于自身需求,作者在给期刊投稿时,一般都默认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期刊,同时也希望通过网络传播扩大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从期刊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量和下载率是期刊等级考核的重要影响因子。在网络的冲击下,纸质期刊面临着生存困境,它们也希望通过网络传播获得一些补贴。正是综合这两种考量,学术期刊才愿意将资源低价卖给知网等网络信息提供商。
学术资源本该具有公共性,但信息服务平台却有商业色彩。在这场博弈中,作者和期刊编辑部的困境,客观上为商业数据库对公共学术资源的强力碾压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意味着,普通作者要想夺回议价权,让学术资源回归公共性和服务性,除了在法律层面上的规制,更需从根本上改变作者和期刊的相对弱势地位。
当务之急,是要打破中国知网的垄断地位,构建一些开放性的学术公共资源平台。比如,大学是否可以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共同体,利用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在版权使用费上为作者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再比如,学者们能否将学术资源卖给多个信息提供商,以确保它们之间相互竞争,防止出现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寡头?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对学术成果的畸形考核模式,让评价体系更多元化。比如,学术考核能否不再以论文为中心?对于论文影响力的测量,可否根据在公共平台的点击率、引用率和讨论量等因子来综合判定?与此同时,或许更应该从源头取消学术期刊的等级评选,让所有的期刊能获得公平的议价权利和自主性——至于议价权的大小,则完全由作者的文章质量来决定。
所以,对于中国知网涨价,作者议价权的丧失或许只是个体的无奈,但如今面对权益被侵害的现实,显然还需要各方去努力。（张松超）
在学术数据服务市场,中国知网并非没有竞争者,但万方、维普等提供商的覆盖率,明显要比中国知网低很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知网收录国内学术期刊多达8149种,全文文献总量45921420篇,其客户基本涵盖各行各业。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要做学术研究和写论文的人,都已经离不开中国知网。正基于此,中国知网“每年涨价近10%”的做法,让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普通用户深感不满。
不过,用户对中国知网涨价的不满,源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了侵犯。最滑稽的例子莫过于,有很多学者在中国知网下载自己发表的文章,还要额外付费,但他们自己从未收到过中国知网提供的稿酬。中国知网利用垄断地位低成本购买学术资源,转手就高价卖给了购买者。在此过程中,作者的议价权是如何丧失的?厘清这个,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知网运营的内在逻辑,从而找到维权路径。
事实上,不管是作者还是期刊编辑部,在与中国知网的博弈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议价权的丧失,表面上是被动妥协的产物,实际上有主动选择的色彩。
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学生评先评优,还是教师等群体的职称评定,论文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期刊版面“僧多粥少”的局面,花钱发论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出于自身需求,作者在给期刊投稿时,一般都默认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期刊,同时也希望通过网络传播扩大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从期刊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量和下载率是期刊等级考核的重要影响因子。在网络的冲击下,纸质期刊面临着生存困境,它们也希望通过网络传播获得一些补贴。正是综合这两种考量,学术期刊才愿意将资源低价卖给知网等网络信息提供商。
学术资源本该具有公共性,但信息服务平台却有商业色彩。在这场博弈中,作者和期刊编辑部的困境,客观上为商业数据库对公共学术资源的强力碾压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意味着,普通作者要想夺回议价权,让学术资源回归公共性和服务性,除了在法律层面上的规制,更需从根本上改变作者和期刊的相对弱势地位。
当务之急,是要打破中国知网的垄断地位,构建一些开放性的学术公共资源平台。比如,大学是否可以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共同体,利用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在版权使用费上为作者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再比如,学者们能否将学术资源卖给多个信息提供商,以确保它们之间相互竞争,防止出现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寡头?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对学术成果的畸形考核模式,让评价体系更多元化。比如,学术考核能否不再以论文为中心?对于论文影响力的测量,可否根据在公共平台的点击率、引用率和讨论量等因子来综合判定?与此同时,或许更应该从源头取消学术期刊的等级评选,让所有的期刊能获得公平的议价权利和自主性——至于议价权的大小,则完全由作者的文章质量来决定。
所以,对于中国知网涨价,作者议价权的丧失或许只是个体的无奈,但如今面对权益被侵害的现实,显然还需要各方去努力。（张松超）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