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常有人说读人文学科“最无出路”，不易就业，也不实用，还常常因为“你为gdp做了多少贡献”一类问法哑口无言。
6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人文学术变迁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与会学者就人文学术的发展困境与出路展开激烈探讨。
人文学术发展之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表示，不仅在中国，近几年人文学术在日本、欧美都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我个人对人文学术一直感觉比较有危机。”而对人文学术内部，他也同样感到隐忧,“在现在的学院体制下，文史哲完全割裂，人文内部很难进行对话。所以内外问题都蛮大。”
“现有学院体制下，仅仅文学内部分工就很厉害，比如研究小说的就不管戏剧，更不用说文学界很多专家对艺术领域完全隔绝。我们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是单一且狭隘的，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视野。”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说。
“其实我们谈大学体制还不够，还要谈基础教育。相比西方，我们的高中教育还停留在知识灌输，高中生的研究性的学术训练是空白的，学术训练已经晚了。甚至于现在很多本科生研究生，连系统的基础学术训练都没有。”
黄昌勇还提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还没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本土化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对现实的回应和研究远远不够。“学生答辩时老师总会问，你有理论吗？什么理论？这些所谓的理论无疑都是引进的西方各种理论和流派或方法，所以现在人文学术研究成果都缺乏继承，总一下子跳到西方话语理论。”
“之所以觉得所学无价值，除了学院制度等外部因素，还因为得不到同行的切磋印证而落入意义的沙漠。学术共同体分崩离析，各门学问就更经不起世事沧桑，变成‘茴’字的写法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若能“疑义相与析，奇文共欣赏”，还是有希望避免孔乙己式的彼此隔膜的悲哀。
在郜元宝看来，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并不专门研究文学，却可以自如地谈论文学，许多作家批评家也可以转而研究其他学问。在那个“救世”之心比今天更切迫的年代，他们的所学并无什么直接的实用性，但他们并不怎么感到“危机”，相反甚至觉得“我辈所学关天意”。
“因此比起孤立地追求某种自以为‘预流’的学问的价值，不同学术路数的‘汇通’也很重要。中国人文学术的前途，或许还是在‘求真’而非争做‘帝王师’、‘为己’而非‘为人’的前提下坐而论道。间接地收到经世致用的效果固然好，否则也可不必介意。人文学者没有这种定位和心态，很可能在听到别人轻蔑的笑声之前，就已经成了自卑而好面子的孔乙己。”
人文学术的量化评估
“人文学术的危机似乎不言而喻。那么症结在哪？”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继凯直言，如今学术行政化管理、量化评估并未顾及人文学科的特点，也不能提供人文学术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和生态。
曾长期从事学校中层管理工作的经历让他发现，采取“指标”、“量化”管理办法原本是为激发人们努力向上而制定的外在标准，但在实施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它更多地表现为只注重数量而无暇顾及质量及其他更本质的东西。在以“量化”为指挥棒的圈子里，许多人或单位为了上位或争取种种实利便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但这类行为本身恰恰缺乏的就是“人文”精神。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全之也提及学科评估对人文学术的影响。“评估关乎拨款，大家都憋足了劲弄材料。很多大学已经根据评估指标在制定新的科研奖励政策了，所以没有一个高校和学者能置身事外。”他甚至认为中国科研也落入举国体制之下。
“这种大一统的考核评价方式对崇尚个性、崇尚精神价值的人文学术来说，其规约和限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张全之举例，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国家级教材、“马工程教材”、“教学成果奖”、“网络资源共享课”等指标成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硬指标。“而事实上，这些硬指标与实际教学效果并不总是能够对等。”
又比如，论文、着作是本次学科评估的重要板块。“我相信评审的时候，评审专家是不会看文章内容的，只看数量和刊物级别。”张全之说，这样的评估方式必然给当下人文学术带来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
“功利主义就表现在你从政府那里拿到了多少好处，拿得越多，你得到的评价就会越高，像课题、奖项等。再就是数字化。无论师资队伍或是论文着作，要的都是数据。人们不再关心这些数据背后的精神能量和学术价值，人们只关心那些核心数据。当学术论文变成统计数据，而且是靠这些数据的大小来评价学科成就的时候，学术其实已经被悬置了。”
“这种评估下，人文学术想不发展都难，想发展更难。”张全之如是说。
人文学者的坚守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谭桂林认为，今天人文学者没有必要去埋怨社会受众对人文学术的冷漠，也没有必要去讨伐自然科学与工具理性的机械，“倒是更应该回过头来检视与反思自身面对社会的变化，究竟做了些什么。”
在谭桂林看来，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不是自然科学、工具理性与计算思维的挤压，而是种种伪学术、伪人文打着人文学术的旗号不断腐蚀人文学术的肌体，它们使人文学术丧失真正的人文灵魂。
所以他认为人文学者应守住学术理念。一是维护学术的纯粹性。“这不是说要排斥学者的社会角色，而是强调学者的学术兴趣与社会兴趣、学术关注与现实关注应该分开。”谭桂林说，人文学者应该像鲁迅这样，既不会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牺牲学术兴趣，也不会拿学术兴趣和学术生命去迎合甚至取媚于自己的社会角色。
二是坚守学术的生命性。“科技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与延伸服务，社会科学为人类生命的组织方式与管理结构提供参考模式，只有人文科学才真正关心人类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谭桂林表示，人类个体生命千差万别，无法量化解读，也不能模式化处理，只能由注重个性化的人文学术去诠释。”
谭桂林相信，由于自身的精神性，人文学术终究会有一片自己的领地，“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块领地，而在于从事人文学术的人有没有自己的领地意识。”
李继凯则认为，要切实促进人文学术的发展，亟待加强和建构“新国学”。他从新、化、通（即整合创新、化成现代及臻于“五通”）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的“五通”是会通中西、融通古今、打通雅俗、贯通文理和沟通左右。“这‘五通’对于建构‘新国学’的价值意义，对于化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避免斗争酿成异化恶果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记者 罗昕）
6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举办“人文学术变迁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与会学者就人文学术的发展困境与出路展开激烈探讨。
人文学术发展之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表示，不仅在中国，近几年人文学术在日本、欧美都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我个人对人文学术一直感觉比较有危机。”而对人文学术内部，他也同样感到隐忧,“在现在的学院体制下，文史哲完全割裂，人文内部很难进行对话。所以内外问题都蛮大。”
“现有学院体制下，仅仅文学内部分工就很厉害，比如研究小说的就不管戏剧，更不用说文学界很多专家对艺术领域完全隔绝。我们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是单一且狭隘的，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视野。”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说。
“其实我们谈大学体制还不够，还要谈基础教育。相比西方，我们的高中教育还停留在知识灌输，高中生的研究性的学术训练是空白的，学术训练已经晚了。甚至于现在很多本科生研究生，连系统的基础学术训练都没有。”
黄昌勇还提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还没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本土化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对现实的回应和研究远远不够。“学生答辩时老师总会问，你有理论吗？什么理论？这些所谓的理论无疑都是引进的西方各种理论和流派或方法，所以现在人文学术研究成果都缺乏继承，总一下子跳到西方话语理论。”
“之所以觉得所学无价值，除了学院制度等外部因素，还因为得不到同行的切磋印证而落入意义的沙漠。学术共同体分崩离析，各门学问就更经不起世事沧桑，变成‘茴’字的写法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若能“疑义相与析，奇文共欣赏”，还是有希望避免孔乙己式的彼此隔膜的悲哀。
在郜元宝看来，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并不专门研究文学，却可以自如地谈论文学，许多作家批评家也可以转而研究其他学问。在那个“救世”之心比今天更切迫的年代，他们的所学并无什么直接的实用性，但他们并不怎么感到“危机”，相反甚至觉得“我辈所学关天意”。
“因此比起孤立地追求某种自以为‘预流’的学问的价值，不同学术路数的‘汇通’也很重要。中国人文学术的前途，或许还是在‘求真’而非争做‘帝王师’、‘为己’而非‘为人’的前提下坐而论道。间接地收到经世致用的效果固然好，否则也可不必介意。人文学者没有这种定位和心态，很可能在听到别人轻蔑的笑声之前，就已经成了自卑而好面子的孔乙己。”
人文学术的量化评估
“人文学术的危机似乎不言而喻。那么症结在哪？”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继凯直言，如今学术行政化管理、量化评估并未顾及人文学科的特点，也不能提供人文学术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和生态。
曾长期从事学校中层管理工作的经历让他发现，采取“指标”、“量化”管理办法原本是为激发人们努力向上而制定的外在标准，但在实施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它更多地表现为只注重数量而无暇顾及质量及其他更本质的东西。在以“量化”为指挥棒的圈子里，许多人或单位为了上位或争取种种实利便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但这类行为本身恰恰缺乏的就是“人文”精神。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全之也提及学科评估对人文学术的影响。“评估关乎拨款，大家都憋足了劲弄材料。很多大学已经根据评估指标在制定新的科研奖励政策了，所以没有一个高校和学者能置身事外。”他甚至认为中国科研也落入举国体制之下。
“这种大一统的考核评价方式对崇尚个性、崇尚精神价值的人文学术来说，其规约和限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张全之举例，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国家级教材、“马工程教材”、“教学成果奖”、“网络资源共享课”等指标成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硬指标。“而事实上，这些硬指标与实际教学效果并不总是能够对等。”
又比如，论文、着作是本次学科评估的重要板块。“我相信评审的时候，评审专家是不会看文章内容的，只看数量和刊物级别。”张全之说，这样的评估方式必然给当下人文学术带来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
“功利主义就表现在你从政府那里拿到了多少好处，拿得越多，你得到的评价就会越高，像课题、奖项等。再就是数字化。无论师资队伍或是论文着作，要的都是数据。人们不再关心这些数据背后的精神能量和学术价值，人们只关心那些核心数据。当学术论文变成统计数据，而且是靠这些数据的大小来评价学科成就的时候，学术其实已经被悬置了。”
“这种评估下，人文学术想不发展都难，想发展更难。”张全之如是说。
人文学者的坚守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谭桂林认为，今天人文学者没有必要去埋怨社会受众对人文学术的冷漠，也没有必要去讨伐自然科学与工具理性的机械，“倒是更应该回过头来检视与反思自身面对社会的变化，究竟做了些什么。”
在谭桂林看来，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不是自然科学、工具理性与计算思维的挤压，而是种种伪学术、伪人文打着人文学术的旗号不断腐蚀人文学术的肌体，它们使人文学术丧失真正的人文灵魂。
所以他认为人文学者应守住学术理念。一是维护学术的纯粹性。“这不是说要排斥学者的社会角色，而是强调学者的学术兴趣与社会兴趣、学术关注与现实关注应该分开。”谭桂林说，人文学者应该像鲁迅这样，既不会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牺牲学术兴趣，也不会拿学术兴趣和学术生命去迎合甚至取媚于自己的社会角色。
二是坚守学术的生命性。“科技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与延伸服务，社会科学为人类生命的组织方式与管理结构提供参考模式，只有人文科学才真正关心人类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谭桂林表示，人类个体生命千差万别，无法量化解读，也不能模式化处理，只能由注重个性化的人文学术去诠释。”
谭桂林相信，由于自身的精神性，人文学术终究会有一片自己的领地，“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块领地，而在于从事人文学术的人有没有自己的领地意识。”
李继凯则认为，要切实促进人文学术的发展，亟待加强和建构“新国学”。他从新、化、通（即整合创新、化成现代及臻于“五通”）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的“五通”是会通中西、融通古今、打通雅俗、贯通文理和沟通左右。“这‘五通’对于建构‘新国学’的价值意义，对于化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避免斗争酿成异化恶果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记者 罗昕）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