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2015年新一版的SCI影响因子出炉，引发了很多人的热烈转发和讨论。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论文数量已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二，同时高被引论文也连年攀升到了全球第4位，然而与之对应的是，虽然中国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也在不断上升，然而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期刊并不多 。本文是南方周末曾经的一篇旧文，然而即使今日读来依旧会有不少触动。
快速增长的中国SCI论文数量
1980年前后，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中被SCI收录的大约只有500篇。30多年过去，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同时，中国大陆出版的科技期刊数量大约有5000种，也位居世界前列。这种状况曾被国际刊物以“波涛汹涌，滚滚向前”为题进行报道。
然而，与强大的论文生产能力和庞大的期刊数量不相称的是，中国在国际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期刊并不多。近年在乌利希期刊指南所收录的全球两万三千多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中，美国的学术期刊占了34%，中国的期刊大约只占到2%。
在科学家言必提及的学术期刊中，比如《科学》、《自然》和《细胞》，更是毫无中国期刊的身影。一些中国办刊人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中国学术期刊界要办出自己的名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总编张月红最近在构思一篇文章，想要投到美国的《科学》杂志去。“尽管可能投不中，但是我想写，说中国的编辑也想出版能被全球认可的学术期刊。”张月红说。《科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墨西哥办刊人的来信，信中介绍了墨西哥的一本医学期刊是如何成功走向世界舞台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认为，中国人办世界影响的期刊“是客观需要”。“如果我们的优秀成果能在国内办的优秀刊物上率先发表，则有利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他说，“我们想想，克里克和沃森当年的双螺旋发现，是在英国做出的，也是在英国办的《自然》上发表的。”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历史案例，是居里夫人发现镭之后，坚持将论文写成波兰文，投回自己的祖国。
走出落后圈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于2000年，作为一份大学学报，它的名字就显示出它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大学也会办学术期刊，但并不存在与中国的大学学报相对应的刊物。中国的大学学报被国际期刊界称为“校园刊物”，这个标签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偏见。
张月红曾经申请更改刊名，未获批准。于是她在刊物英文名的后面加上了“Science”(科学)一词，以显示这个“校园刊物”是与众不同的。
创刊后两年，张月红带着这份刊物去见SCI的人，寻求被SCI收录的机会。对方看到期刊名称中含有“科学”字样，提出一个刻薄的问题：“你们这个期刊搞得那么综合，能和《自然》、《科学》比吗?”
张月红一时语塞，她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马上反问了一句：“中国所有的好文章都能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吗?”对方笑了起来。
这次《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没有获得收录。根据SCI的评估规定，一个期刊被拒绝后24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
中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份自己的学报。武夷山推测，中国的大学都曾经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有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幼儿园，甚至自己的子弟学校、自己的医务室，那么，大学当然要有自己的学报。
大学学报近年来的处境越来越尴尬。一方面，大学学报上的论文大部分质量不高，它们被批评者称为“垃圾文章”，大学学报因而也成了“垃圾刊物”。另一方面，刊号迄今是紧俏的，因此，即便大学学报的存在价值不大了，却谁也不愿意丢掉那个刊号。
“刊物名字没办法改，就只能借这个名字做好做精了。”张月红说。在刊物的草创时期，浙江大学将它确定为学校的一级期刊，研究人员将论文发表在这里与发表在其他优秀期刊上一样在校内会获得较高的学术评价。这个措施让它从一开始就能吸引到较为优秀的论文，从而让“马太效应”的出现成为可能。
刊物从2003年开始实行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同行评议是编辑部收到论文后约请同领域专家匿名评审的过程，它是目前保证期刊质量的最有效手段。实际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办刊方法是紧跟国际规则与潜规则，加入国际上各个重要的检索系统。
在申请进入SCI出师不利之后，张月红就从对方的提问中悟出综合期刊是不行的，于是很快将这本综合刊物拆分，分成了应用物理与工程、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两辑。这个改变被证明行之有效，两本刊物都在2007年被收入SCI。
他们还借船出海，与全球知名的科技和医学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合作，使该刊的电子内容由SpringerLink最新数字化出版平台向全球发布，打开学术交流的国际市场。
稿源问题
张月红承认，她对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崛起怀有浓厚的情结。同时她也清楚地知道，仅有浓厚的情结和高调的评论，以及自上而下的运作体制和办刊人员非主流的意识是无法让中国的科技期刊走出落后圈的。
《自然》创办于1869年，《科学》继之始于1880年，两刊至今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医学界享有盛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历史更久，刊龄198年。仅仅是它们的先发优势，就让后来者望尘莫及。
《中国科学》在今年迎来创刊60周年的纪念，它在国内已经算是历史较长的科技期刊了。它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愿景是成为向国际展示中国科研成果的一扇窗。
背靠中国科学院这棵大树，《中国科学》的一位副主编仍然坦承：“稿件来源这一块，就是优质、高水平的投稿是问题。”国家图书馆金碧辉研究员2007年在中国科学杂志社的另一份标志性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研究“h指数”的文章，它成为杂志近几年来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而实际上，她的这篇文章属于文献计量学，是一个非常小的学科。其他更大的学科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文章。
“缺少高质量的投稿是国内期刊普通性的问题。”《中国科学》的这位副主编补充说。中国科学家更愿意把论文投向国外，原因在于“影响因子，包括研究评价——国内的研究评价里面对国外期刊相对更重视一些。”
影响因子是了解一个科技期刊影响力的最直观指标，一般而言，数字越大表明这个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越大。中国目前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细胞研究》，达到8.151，在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全世界161种SCI期刊中排在第21位。
在去年的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细胞研究》主编裴钢介绍了一番杂志发展的良好状况。讲完之后，一名听众站起来说，只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有一篇文章觉得不错的话，你是投你自己的《细胞研究》，还是投世界最好的《细胞》?他想都没想就说，我一定会投《细胞》，不投《细胞研究》。
这是在两本刊物的影响因子有差异的情况下，而事实上，即便两本刊物的影响因子不相上下，中国的科研人员也更愿意首先将论文投到国外去。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研究评价这一块可能就要调整，我发的文章你的评价都不承认的话，对我晋升都没有帮助的话，那科学家就不可能把稿件投过来。”《中国科学》的那位副主编说。
影响因子可以被操作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游苏宁一直认为，中国实际上需要两类办刊人。一类是像科学院的，真的要找出几本好刊来，打开一扇窗，让世界了解中国。但对于他的整个团队来说，他们实施的是“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
中华医学会现有123种期刊，绝大部分都是中文刊。“SCI主要是个英文系统，你如果要做，你就要去做成英文。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是中文刊，中文刊冲击SCI是没有意义的。”游苏宁说。
游苏宁去年到加拿大参加审稿控制的国际研讨会，注意到国外办刊人讨论的重点与国内的完全不同。中国讨论的是怎么让影响因子升得更高;他们讨论的是我们怎么控制审稿，怎么让作者得到更好的待遇，读者更方便。
“影响因子的高低是可以自己操作的。”游苏宁说，某些中国期刊影响因子一年翻一倍只是典型的“大跃进”。
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游苏宁问老外，我们要不要办英文刊?绝大部分外国科学家都跟他讲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对他说，你们最重要的是把英文摘要写好。因为现在中国人遍布全世界，科研人员只要看见一个摘要不错的话，他会找一个实验室的中国人，说“你跟我讲讲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他再有兴趣的话，他就会让这个中国人把它翻译成英文。
于是，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两年前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发表在海外的优秀中国论文介绍”，将高质量论文的摘要译介过来。
中国一些研究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国际上也对中国科学家的信誉造成负面的影响。《晶体学报E辑》在去年一次性撤销了来自井冈山大学的70篇论文，创下了世界纪录，同时让井冈山大学“一夜成名”。
张月红希望这样的情况得到改善，至少她的学报要把学术不端行为杜绝在萌芽状态。《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在去年加入了国际上的CrossCheck(交叉检验)项目，这个项目将论文与海量的文献做比对，以查出存在抄袭的论文。浙大学报英文版成为国内第一家加入CrossCheck的期刊。
“50年内看不到”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出版自己的国际知名期刊，这是一个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和日本办刊人的问题。“我们的期刊在墨西哥之外很少或者根本看不到，在科学文献中的影响微不足道。”墨西哥的一位期刊主编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说。
在2004年的一次讨论中，日本支持发展知名期刊的科学家认为，出版英语的顶级刊物有利于传播本土的科学成果，并有助于加强日本科学家评价和交流研究结果的能力。甚至有部分科学家认为国外的期刊的评审过程是一个暗箱，只有自己人办的刊物才令人放心。
到目前为止，日本缺乏世界级的科技期刊，尽管它的整体科技水平高于中国。武夷山认为，日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雄心”。
武夷山曾接触过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的一些高层官员。JST的职责之一是日本的科技学术交流，包括期刊出版。这些官员告诉武夷山，日本科技界的现状是：官方、民间都觉得，能在国际英语刊物上发文就很好了，本国有没有优秀期刊并非他们所关心的。
“如果他们像抓诺贝尔科学奖(他们2006年提出，要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那样重视科技期刊，我不相信日本科技期刊的影响力会是今天的局面。”武夷山说。
美国麦克米兰公司一位前总裁几年前预言，中国要办出《自然》这样的杂志，50年内是看不到了。
游苏宁同意这一说法，他说，“第一，跟整体的科学水平有关;第二，语言还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尽管很多人不承认。”《科技导报》副主编苏青认为，中国要办像《自然》、《科学》这样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科技杂志，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注意避免为了赶超而搞“大跃进”。
快速增长的中国SCI论文数量
1980年前后，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中被SCI收录的大约只有500篇。30多年过去，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同时，中国大陆出版的科技期刊数量大约有5000种，也位居世界前列。这种状况曾被国际刊物以“波涛汹涌，滚滚向前”为题进行报道。
然而，与强大的论文生产能力和庞大的期刊数量不相称的是，中国在国际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期刊并不多。近年在乌利希期刊指南所收录的全球两万三千多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中，美国的学术期刊占了34%，中国的期刊大约只占到2%。
在科学家言必提及的学术期刊中，比如《科学》、《自然》和《细胞》，更是毫无中国期刊的身影。一些中国办刊人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中国学术期刊界要办出自己的名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总编张月红最近在构思一篇文章，想要投到美国的《科学》杂志去。“尽管可能投不中，但是我想写，说中国的编辑也想出版能被全球认可的学术期刊。”张月红说。《科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墨西哥办刊人的来信，信中介绍了墨西哥的一本医学期刊是如何成功走向世界舞台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认为，中国人办世界影响的期刊“是客观需要”。“如果我们的优秀成果能在国内办的优秀刊物上率先发表，则有利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他说，“我们想想，克里克和沃森当年的双螺旋发现，是在英国做出的，也是在英国办的《自然》上发表的。”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历史案例，是居里夫人发现镭之后，坚持将论文写成波兰文，投回自己的祖国。
走出落后圈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于2000年，作为一份大学学报，它的名字就显示出它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大学也会办学术期刊，但并不存在与中国的大学学报相对应的刊物。中国的大学学报被国际期刊界称为“校园刊物”，这个标签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偏见。
张月红曾经申请更改刊名，未获批准。于是她在刊物英文名的后面加上了“Science”(科学)一词，以显示这个“校园刊物”是与众不同的。
创刊后两年，张月红带着这份刊物去见SCI的人，寻求被SCI收录的机会。对方看到期刊名称中含有“科学”字样，提出一个刻薄的问题：“你们这个期刊搞得那么综合，能和《自然》、《科学》比吗?”
张月红一时语塞，她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马上反问了一句：“中国所有的好文章都能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吗?”对方笑了起来。
这次《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没有获得收录。根据SCI的评估规定，一个期刊被拒绝后24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
中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份自己的学报。武夷山推测，中国的大学都曾经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有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幼儿园，甚至自己的子弟学校、自己的医务室，那么，大学当然要有自己的学报。
大学学报近年来的处境越来越尴尬。一方面，大学学报上的论文大部分质量不高，它们被批评者称为“垃圾文章”，大学学报因而也成了“垃圾刊物”。另一方面，刊号迄今是紧俏的，因此，即便大学学报的存在价值不大了，却谁也不愿意丢掉那个刊号。
“刊物名字没办法改，就只能借这个名字做好做精了。”张月红说。在刊物的草创时期，浙江大学将它确定为学校的一级期刊，研究人员将论文发表在这里与发表在其他优秀期刊上一样在校内会获得较高的学术评价。这个措施让它从一开始就能吸引到较为优秀的论文，从而让“马太效应”的出现成为可能。
刊物从2003年开始实行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同行评议是编辑部收到论文后约请同领域专家匿名评审的过程，它是目前保证期刊质量的最有效手段。实际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办刊方法是紧跟国际规则与潜规则，加入国际上各个重要的检索系统。
在申请进入SCI出师不利之后，张月红就从对方的提问中悟出综合期刊是不行的，于是很快将这本综合刊物拆分，分成了应用物理与工程、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两辑。这个改变被证明行之有效，两本刊物都在2007年被收入SCI。
他们还借船出海，与全球知名的科技和医学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合作，使该刊的电子内容由SpringerLink最新数字化出版平台向全球发布，打开学术交流的国际市场。
稿源问题
张月红承认，她对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崛起怀有浓厚的情结。同时她也清楚地知道，仅有浓厚的情结和高调的评论，以及自上而下的运作体制和办刊人员非主流的意识是无法让中国的科技期刊走出落后圈的。
《自然》创办于1869年，《科学》继之始于1880年，两刊至今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医学界享有盛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历史更久，刊龄198年。仅仅是它们的先发优势，就让后来者望尘莫及。
《中国科学》在今年迎来创刊60周年的纪念，它在国内已经算是历史较长的科技期刊了。它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愿景是成为向国际展示中国科研成果的一扇窗。
背靠中国科学院这棵大树，《中国科学》的一位副主编仍然坦承：“稿件来源这一块，就是优质、高水平的投稿是问题。”国家图书馆金碧辉研究员2007年在中国科学杂志社的另一份标志性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研究“h指数”的文章，它成为杂志近几年来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而实际上，她的这篇文章属于文献计量学，是一个非常小的学科。其他更大的学科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文章。
“缺少高质量的投稿是国内期刊普通性的问题。”《中国科学》的这位副主编补充说。中国科学家更愿意把论文投向国外，原因在于“影响因子，包括研究评价——国内的研究评价里面对国外期刊相对更重视一些。”
影响因子是了解一个科技期刊影响力的最直观指标，一般而言，数字越大表明这个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越大。中国目前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细胞研究》，达到8.151，在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全世界161种SCI期刊中排在第21位。
在去年的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细胞研究》主编裴钢介绍了一番杂志发展的良好状况。讲完之后，一名听众站起来说，只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有一篇文章觉得不错的话，你是投你自己的《细胞研究》，还是投世界最好的《细胞》?他想都没想就说，我一定会投《细胞》，不投《细胞研究》。
这是在两本刊物的影响因子有差异的情况下，而事实上，即便两本刊物的影响因子不相上下，中国的科研人员也更愿意首先将论文投到国外去。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研究评价这一块可能就要调整，我发的文章你的评价都不承认的话，对我晋升都没有帮助的话，那科学家就不可能把稿件投过来。”《中国科学》的那位副主编说。
影响因子可以被操作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游苏宁一直认为，中国实际上需要两类办刊人。一类是像科学院的，真的要找出几本好刊来，打开一扇窗，让世界了解中国。但对于他的整个团队来说，他们实施的是“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
中华医学会现有123种期刊，绝大部分都是中文刊。“SCI主要是个英文系统，你如果要做，你就要去做成英文。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是中文刊，中文刊冲击SCI是没有意义的。”游苏宁说。
游苏宁去年到加拿大参加审稿控制的国际研讨会，注意到国外办刊人讨论的重点与国内的完全不同。中国讨论的是怎么让影响因子升得更高;他们讨论的是我们怎么控制审稿，怎么让作者得到更好的待遇，读者更方便。
“影响因子的高低是可以自己操作的。”游苏宁说，某些中国期刊影响因子一年翻一倍只是典型的“大跃进”。
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游苏宁问老外，我们要不要办英文刊?绝大部分外国科学家都跟他讲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对他说，你们最重要的是把英文摘要写好。因为现在中国人遍布全世界，科研人员只要看见一个摘要不错的话，他会找一个实验室的中国人，说“你跟我讲讲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他再有兴趣的话，他就会让这个中国人把它翻译成英文。
于是，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两年前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发表在海外的优秀中国论文介绍”，将高质量论文的摘要译介过来。
中国一些研究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国际上也对中国科学家的信誉造成负面的影响。《晶体学报E辑》在去年一次性撤销了来自井冈山大学的70篇论文，创下了世界纪录，同时让井冈山大学“一夜成名”。
张月红希望这样的情况得到改善，至少她的学报要把学术不端行为杜绝在萌芽状态。《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在去年加入了国际上的CrossCheck(交叉检验)项目，这个项目将论文与海量的文献做比对，以查出存在抄袭的论文。浙大学报英文版成为国内第一家加入CrossCheck的期刊。
“50年内看不到”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出版自己的国际知名期刊，这是一个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和日本办刊人的问题。“我们的期刊在墨西哥之外很少或者根本看不到，在科学文献中的影响微不足道。”墨西哥的一位期刊主编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说。
在2004年的一次讨论中，日本支持发展知名期刊的科学家认为，出版英语的顶级刊物有利于传播本土的科学成果，并有助于加强日本科学家评价和交流研究结果的能力。甚至有部分科学家认为国外的期刊的评审过程是一个暗箱，只有自己人办的刊物才令人放心。
到目前为止，日本缺乏世界级的科技期刊，尽管它的整体科技水平高于中国。武夷山认为，日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雄心”。
武夷山曾接触过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的一些高层官员。JST的职责之一是日本的科技学术交流，包括期刊出版。这些官员告诉武夷山，日本科技界的现状是：官方、民间都觉得，能在国际英语刊物上发文就很好了，本国有没有优秀期刊并非他们所关心的。
“如果他们像抓诺贝尔科学奖(他们2006年提出，要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那样重视科技期刊，我不相信日本科技期刊的影响力会是今天的局面。”武夷山说。
美国麦克米兰公司一位前总裁几年前预言，中国要办出《自然》这样的杂志，50年内是看不到了。
游苏宁同意这一说法，他说，“第一，跟整体的科学水平有关;第二，语言还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尽管很多人不承认。”《科技导报》副主编苏青认为，中国要办像《自然》、《科学》这样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科技杂志，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注意避免为了赶超而搞“大跃进”。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