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哲学社会科学要健康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针对目前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深化改革校正偏向,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变数量评价为质量评价。目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主要是量化方法,量化方法在管理上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不与质化方法相结合,它自身的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数量多并不代表质量高,数量少也并不意味着质量差。对项目、论文、著作、获奖数量过分强调,以数量论成败,以数字论英雄,就容易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从表面上看,我国是学术生产大国,每年发表大量的学术成果,但仔细考量,真正有分量、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并没有多少。“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无大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现实的判断,也隐含着对既有学术评价体系的批评。质量是学术的生命线,也是学者的生命线。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一个学者穷其一生,能够写好一篇文章、一本书、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好的观点就很不易。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3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19年。因此,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要有精品意识,注重学术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有必要建立以代表作评价代替纯粹以数量考评的方法,充分考虑各个学科的特点和实际,变“一刀切”的评价为分类评价和内涵评价。
变外在评价为内在评价。衡量学术水平固然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评价,但外在评价只能作为参考。目前,学术评价主要以项目、期刊、著作、获奖的级别这些外在评价为标尺,比如项目是不是国家项目,期刊是不是权威期刊,著作是不是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获得的奖项是不是国家奖项。这种评价方式关注的不是学者的实际研究水平,而是其成果在哪个级别期刊上发表、获得了什么奖项,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不但对学术进步无益,反而会催生大量的学术腐败,导致一些人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而是用在跑项目、跑期刊、跑出版社、跑评奖上。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如何,大家心中自有定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刊物、出版社、获奖的级别不能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终极标准,只能作为参考标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没有得过什么奖,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学术地位。因此,要改变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真正把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学者,交给学术界,交到真正懂学术的人手里。
变前期评价为后期评价。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成果是检验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现在学术评价更多注重的是前期评价,比如各种社科项目在开始研究之前、没有出成果的时候进行评审,最多只能看出申报的准备与思路,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做出高质量的成果来。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修正甚至推翻前期的设想和思路,在形成最终成果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哲学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个体化的劳动,是一个学者一生心血的结晶,多人化的项目本身有违科研规律。纵观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基本上都是学术大师个人的独特创造,老子的《道德经》、司马迁的《史记》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是如此。基于此,国家应该大大减少科研项目的数量,而将资金用在对优秀成果的奖励上,特别要奖励那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精品力作。
变单一评价为综合评价。学术评价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一个人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而现在一些单位的学术评价出现了片面化、单一化的现象,只要拿到一个国家项目,在权威期刊上发一篇论文,立刻就能当博导。学术评价存在惟项目、惟论文、惟奖项、惟学历、惟学校、惟海归、惟权位、惟职称的现象,而不重视本人的知识水平、学术素养、学术能力、学术道德、敬业精神。这种以偏赅全、不公正的学术评价导向伤害了学者的积极性,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也破坏了学术的公正性。要扭转这种偏向,就要建立综合的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和学者,给学者以公正,还学风以正气。
变短期评价为长期评价。学术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需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需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出大成果、大智慧、大思想。但是,当今社会考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短,任务越来越重,表格越来越多,学者们忙于应付,已经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思考、研究。人们的心态变得浮躁,只追求短、平、快,学术精品越来越少。美国学者罗尔斯花十年时间写出了影响世界的著作《正义论》,而在这十年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他在哈佛大学的待遇、声誉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因此,要真正尊重学者的精神劳动,还是要少考评、少检查、少任务,少填表、为学术创造宽松宁静的环境。古人讲“宁静致远”,人只有在宁静中,方可仰望辽远的星空,方能成就厚重的学术。
(作者:汪振军,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推荐阅读:论文发表http://www.17wendao.com/channel_38.html
变数量评价为质量评价。目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主要是量化方法,量化方法在管理上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不与质化方法相结合,它自身的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数量多并不代表质量高,数量少也并不意味着质量差。对项目、论文、著作、获奖数量过分强调,以数量论成败,以数字论英雄,就容易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从表面上看,我国是学术生产大国,每年发表大量的学术成果,但仔细考量,真正有分量、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并没有多少。“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无大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现实的判断,也隐含着对既有学术评价体系的批评。质量是学术的生命线,也是学者的生命线。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一个学者穷其一生,能够写好一篇文章、一本书、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好的观点就很不易。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3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19年。因此,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要有精品意识,注重学术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有必要建立以代表作评价代替纯粹以数量考评的方法,充分考虑各个学科的特点和实际,变“一刀切”的评价为分类评价和内涵评价。
变外在评价为内在评价。衡量学术水平固然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评价,但外在评价只能作为参考。目前,学术评价主要以项目、期刊、著作、获奖的级别这些外在评价为标尺,比如项目是不是国家项目,期刊是不是权威期刊,著作是不是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获得的奖项是不是国家奖项。这种评价方式关注的不是学者的实际研究水平,而是其成果在哪个级别期刊上发表、获得了什么奖项,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不但对学术进步无益,反而会催生大量的学术腐败,导致一些人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而是用在跑项目、跑期刊、跑出版社、跑评奖上。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如何,大家心中自有定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刊物、出版社、获奖的级别不能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终极标准,只能作为参考标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没有得过什么奖,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学术地位。因此,要改变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真正把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学者,交给学术界,交到真正懂学术的人手里。
变前期评价为后期评价。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成果是检验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现在学术评价更多注重的是前期评价,比如各种社科项目在开始研究之前、没有出成果的时候进行评审,最多只能看出申报的准备与思路,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做出高质量的成果来。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修正甚至推翻前期的设想和思路,在形成最终成果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哲学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个体化的劳动,是一个学者一生心血的结晶,多人化的项目本身有违科研规律。纵观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基本上都是学术大师个人的独特创造,老子的《道德经》、司马迁的《史记》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是如此。基于此,国家应该大大减少科研项目的数量,而将资金用在对优秀成果的奖励上,特别要奖励那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精品力作。
变单一评价为综合评价。学术评价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一个人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而现在一些单位的学术评价出现了片面化、单一化的现象,只要拿到一个国家项目,在权威期刊上发一篇论文,立刻就能当博导。学术评价存在惟项目、惟论文、惟奖项、惟学历、惟学校、惟海归、惟权位、惟职称的现象,而不重视本人的知识水平、学术素养、学术能力、学术道德、敬业精神。这种以偏赅全、不公正的学术评价导向伤害了学者的积极性,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也破坏了学术的公正性。要扭转这种偏向,就要建立综合的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和学者,给学者以公正,还学风以正气。
变短期评价为长期评价。学术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需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需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出大成果、大智慧、大思想。但是,当今社会考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短,任务越来越重,表格越来越多,学者们忙于应付,已经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思考、研究。人们的心态变得浮躁,只追求短、平、快,学术精品越来越少。美国学者罗尔斯花十年时间写出了影响世界的著作《正义论》,而在这十年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他在哈佛大学的待遇、声誉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因此,要真正尊重学者的精神劳动,还是要少考评、少检查、少任务,少填表、为学术创造宽松宁静的环境。古人讲“宁静致远”,人只有在宁静中,方可仰望辽远的星空,方能成就厚重的学术。
(作者:汪振军,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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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何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