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
1983年生于山东威海。2002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13年起执教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当代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批客座研究员。2012年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2013年获第十届《上海文学》理论奖，2014年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评论佳作奖。
有爱的文学批评
作者：丛治辰
在我生长的外省小城，人们普遍不喜欢奢谈日常生活之外的无用之物，认为有出息的孩子理应学好数理化，然后赚钱，当官，过好日子。至于数理化和赚钱之间有何必然关系，则在讨论之外。考虑到少年时代鄙人的数理化也相当了得，所以我最终选择成为一个文学从业者，乃是异于常人之举。用西方的说法，我是我们家族里的那只黑羊。
如此选择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文学所带给我的快乐远非寻常事情可比。高中是我大量阅读长篇小说的时期，我至今仍记得那些伟大作品所带给我的快感，那是一种与生命深部呼吸振荡的激动，唯有荷尔蒙活跃时期与倾慕的女孩四目相接差可比拟，绝非叉开爪子数钱能够给我的。后来从读者尝试变为作者，写诗，写小说，过文学生活，最终搞研究和作批评，似乎都顺理成章。最近大家似乎格外喜欢讨论文学批评的责任和义务，但实不相瞒，我并不认为此事优先重要。就我个人而言，之所以作批评，乃是因为我无比热衷和人谈论文学。这事虽不能说与学术责任和社会义务毫无关系，但首先得是源于个体生命的强烈诉求。如果一项事业连我自己都满足不了，哪里还有什么对于别人的担当？
如上所述，如果从事文学批评乃出于一种非如此不可的个人选择，那么很多问题就都不成其为问题。比如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家为自己高兴而创作，批评家为自己高兴而谈论作家的创作，各自高兴的事，尽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但谁也不必巴结着谁或看不起谁。再比如真诚的问题：既然是为自己高兴而搞批评，为什么要不真诚？那岂非自己恶心自己？生而为人，如此与自己过不去，真是何必。与此相关的，据说有一个关于表扬与批判的问题，大意是说，现在的文学批评，表扬太多，而说坏话的几乎没有，大概是因为收了红包云云。关于此事我有四点看法：其一，有些流传甚广的说法我总觉得可疑，至少我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个作品研讨会，大家一味谄媚而不提出商榷。其二，非常惭愧，本人所写批评也大抵以表扬为主，盖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何必花力气去读不值一读的作品？如果不幸读到了，又何必再花力气去批判？有那么多好作品还都读不完说不完哪。其三，在我看来，较之为表扬而表扬的文学批评，那些为骂而骂的所谓“酷评”恐怕对于“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有更为恶劣的影响。前者至少可以鼓励孱弱的学步者勉力前行，在文学队伍已七零八落的今天，庶几算是一种正能量；而后者除了宣泄批评者的自得自恋，究有何用？其四，关于红包，我以为文学批评乃是一种脑力劳动，而根据某种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原理，凡劳动者应有所得，热爱文学的人也需吃饭住房才能活下去继续热爱文学。当然红包应该拿得像鲁迅先生一样硬气：北洋政府发的薪水当然要拿，但是刘和珍君也是要纪念的。
不过，既经“后学”洗礼，以上提及的诸多词汇恐怕都要搁置起来重新审视。比如关于“真诚”，吾友黄德海就曾经追问：你所说的真诚是什么意义上的真诚？他进而言之：批评能否真诚，并非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若循此例，我所说的那种对于文学的热忱当然也应被重新考量。对于文学的最初之爱，通常表征为莫可名状的直观感动；而后逐渐能够玩味文体之美，可以从技术层面理解最初那种感动如何被构造出来；再然后，习得更多关于文学的“知识”，开始懂得文学绝非纯然审美的对象，而能够将作品放置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与社会位置中去详加考察。很多人以为这样从普通读者到专业读者的转变，会造成文学的祛魅，令当初的纯然感动变得索然寡味；在我看来却恰恰相反：文学正是因为不断附丽的“知识”而能持续幻化出令人惊异的新鲜的美。若非如此，我对于文学如此长久的热忱也未免过于廉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诸多理论涌入，人们关于文学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大致和我在个人成长中所经历的变化相仿佛。推演至今，据说出现了一种学院派的文学批评，饱受争议。很多人表示这种批评术语太多，看不太懂，这让我想起曾经也有人这样诟病朦胧诗。我想，那时朦胧诗的追随者们，如今一定已然拥有一个不同于此前诗歌阅读者的审美结构。
所以，尽管本文标题有媚俗之嫌，我想表达的意思却比心灵鸡汤要严肃一些。爱是宝贵的，也是困难的。我所说的“有爱”，当然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却也有着可供不断开掘丰富的深层空间。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