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王蒙(文化部原部长、作家)
●历史的走向，人民的选择，党的先进模范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的基石
●经济建设，我们的作家相对不那么熟稔，其浪漫性、情节性、戏剧性有待进一步体验与开掘
●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够触摸到时代与人民的脉搏，紧贴人心、激活爱心的光与热的作品，无分大处落墨还是细部经营，都通往重大主题创作
●重大，包括题材与作品的体量，更包括笔力的遒劲、意蕴的丰厚、思考的深邃、内心的煎熬与灵魂的光耀，和应对时代课题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与文学实力
编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和作用，都有生动丰富的表现。在您心目中，哪些作品比较突出并如何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些文学作品对凝聚社会共识有什么特殊作用？
王蒙：新中国成立后，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绘了党与党员在革命大潮中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依靠人民、以弱胜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忠贞智慧、献身主义、大公无私的形象。诸如《红岩》中的狱中斗争，《红日》《保卫延安》中的战争中的党组织与党员事迹，《青春之歌》中的知识界党组织与党员，《创业史》中农业合作化中党员的千辛万苦，他们至今活在读者的心里。
这些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国革命史的特点之一是知识分子的广泛革命化。大批作家、教授、学者反对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或者朋友。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了1949年前后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他们与革命与党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切体验，推动他们必然记载和创造出共产党员的文学群像，合成了披荆斩棘、百死不悔、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的党的形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大量中国作家从世界各个角落千辛万苦、冲破阻挠回归北京，这与苏联十月革命时甚至高尔基这样的作家也出走国外的情景大不同矣。
历史的走向，人民的选择，党的先进性与模范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的基石。要珍惜这个基石，要强化与深化这个基础，要与时俱进、迎接不断发生的新的考验。
编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期间涌现出许多与党的形象相关的作品，您如何看这方面的创作？
王蒙：我认为，党的形象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戴，党员带领着人民群众英勇奋斗，改天换地、筚路蓝缕，造就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出现了迈向全面小康的新面貌、新蓝图、新现实，这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党的形象。党一直艰难地、刻苦地为新中国开路，摸着石头过河，踏着荆棘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四个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中国故事、中国梦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少的，也是动人的。这当然包含着党的思想、党的实践与党丰富的经验教训。但对于文学来说，它们又是活泼泼、光闪闪、色彩缤纷、千形万状、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题材。改革开放初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反贪腐中张平的《抉择》，还有王树增的战争题材作品，都直接地描写了战斗在最前线的共产党员与党的领导干部。
当然，也要看到这方面的不足。经济建设，我们的作家相对不那么熟稔，其浪漫性、情节性、戏剧性有待进一步体验与开掘，能够深入到经济生活中的作家太少了。经过一段时间，让更多的写作者能够在经济建设与现代化的风云激荡中弄潮、开拓、创新，让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企业家、创业者熟悉文学，拿起笔来，这是我们的期待。作家不是天生的，生活召唤着文学，实践酝酿着文学，我们的文学前景是广阔的。
编辑：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改革、大力反腐，文学作品怎样把党和国家的重大举措、时代的剧烈变化写进文学作品？写作中怎么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王蒙：文学的特点往往是以小见大，以实见虚，见景生情，鉴此通彼。作家的文学感受、思维与表现方式，偏重于具体、形象、情感、个性化、个案化。问题在于作家们是不是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中去。你很难设想今天的中国人能完全过与社会无干、与党无干、与他人无干的生活，如果有这样的人，也不过是更加反衬出他们的各色。作家们能不能够更深刻、更强烈地萌生与增值对生活万象的历史感、使命感、无间感、刻骨铭心感，当然只能是作家内心的过程。同为写作者，我想说的是，读者希望有温度的作品，读者希望摸触到作家滚烫的对于人民的爱心，而不仅仅是冷僻孤傲、自恋自怜、自吹自擂、自怨自艾，乃至欺世盗名、装腔作势、迎合卖弄、低俗炒作。
编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政策方针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在文学创作中，怎么处理重大主题和党的形象的关系？怎么处理实事求是和文学创造的关系？怎么理解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
王蒙：党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作用无需论证。党在今天所面临新的历史课题。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遇着一个又一个挑战。我们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历史就是历史，使命就是使命。只有从世界的与中国的历史进展高度上，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追求向往的高度上，从体贴国情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度上看问题，我们才能回答上述问题。
文化牵连到我们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同时表达的是理想信仰、价值选择与精神理念。文学更是自然、世界、生活的人的本质化的抒写。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各有侧重的一些其他艺术流派，都有其局限，同时有为我所用的可能。当然，我们重视的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其次是浪漫主义的理想性与强烈性。
编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提升重大主题创作的积极影响？
王蒙：文学是人学。一切重大主题最终的中心是人民。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够触摸到时代与人民的脉搏，紧贴人心、激活爱心的光与热的作品，无分大处落墨还是细部经营，都通往“重大主题创作”。其中，那些直接反映党和国家事业、描绘我们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件、大变革、大图景的扛鼎之作、全景之作，往往再现着历史的步伐、人民的苦难、曲折的历程、辉煌的胜利，叫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中包含着入微的细节、强大的信念、行动的胆识。这样的作品中会有热气腾腾、尖锐复杂，也会有沧海桑田、惊涛骇浪，还会有情深意暖、盎然生趣。它应该是能将历史的胸怀与大师的匠心，绣花女的绵密与战士的冲锋精神结合起来的。
写作人追求的是：敏锐的与高瞻远瞩的思想，诚于中而形于外、秀于魂而惠于体的大道，对于生活的细细体察，与党与人民同心同德的体贴，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然后，写“大”也会生气贯注、笔墨风流，写“小”也会言近旨远、得心应手。总之，无往而不利。
所以，无论是有关方面的重大选题还是作家个人的探秘寻踪，重要的是作家对于家国天下父老兄弟的真情实感。“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家要的是与天地并立而三的气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是披肝沥胆、执着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写出琳琅满目，画出五光十色，奏出追魂夺魄，才配得上“重大主题”之桂冠。“重大”，不仅是题材与作品的体量，更包括笔力的遒劲、意蕴的丰厚、思考的深邃、内心的煎熬与灵魂的光耀，还有应对时代课题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与文学实力。（董阳 张珊珊）
●历史的走向，人民的选择，党的先进模范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的基石
●经济建设，我们的作家相对不那么熟稔，其浪漫性、情节性、戏剧性有待进一步体验与开掘
●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够触摸到时代与人民的脉搏，紧贴人心、激活爱心的光与热的作品，无分大处落墨还是细部经营，都通往重大主题创作
●重大，包括题材与作品的体量，更包括笔力的遒劲、意蕴的丰厚、思考的深邃、内心的煎熬与灵魂的光耀，和应对时代课题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与文学实力
编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和作用，都有生动丰富的表现。在您心目中，哪些作品比较突出并如何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些文学作品对凝聚社会共识有什么特殊作用？
王蒙：新中国成立后，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绘了党与党员在革命大潮中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依靠人民、以弱胜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忠贞智慧、献身主义、大公无私的形象。诸如《红岩》中的狱中斗争，《红日》《保卫延安》中的战争中的党组织与党员事迹，《青春之歌》中的知识界党组织与党员，《创业史》中农业合作化中党员的千辛万苦，他们至今活在读者的心里。
这些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国革命史的特点之一是知识分子的广泛革命化。大批作家、教授、学者反对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或者朋友。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了1949年前后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他们与革命与党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切体验，推动他们必然记载和创造出共产党员的文学群像，合成了披荆斩棘、百死不悔、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的党的形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大量中国作家从世界各个角落千辛万苦、冲破阻挠回归北京，这与苏联十月革命时甚至高尔基这样的作家也出走国外的情景大不同矣。
历史的走向，人民的选择，党的先进性与模范作用，大量作家的革命化，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的基石。要珍惜这个基石，要强化与深化这个基础，要与时俱进、迎接不断发生的新的考验。
编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期间涌现出许多与党的形象相关的作品，您如何看这方面的创作？
王蒙：我认为，党的形象离不开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戴，党员带领着人民群众英勇奋斗，改天换地、筚路蓝缕，造就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出现了迈向全面小康的新面貌、新蓝图、新现实，这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党的形象。党一直艰难地、刻苦地为新中国开路，摸着石头过河，踏着荆棘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四个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中国故事、中国梦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少的，也是动人的。这当然包含着党的思想、党的实践与党丰富的经验教训。但对于文学来说，它们又是活泼泼、光闪闪、色彩缤纷、千形万状、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题材。改革开放初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反贪腐中张平的《抉择》，还有王树增的战争题材作品，都直接地描写了战斗在最前线的共产党员与党的领导干部。
当然，也要看到这方面的不足。经济建设，我们的作家相对不那么熟稔，其浪漫性、情节性、戏剧性有待进一步体验与开掘，能够深入到经济生活中的作家太少了。经过一段时间，让更多的写作者能够在经济建设与现代化的风云激荡中弄潮、开拓、创新，让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企业家、创业者熟悉文学，拿起笔来，这是我们的期待。作家不是天生的，生活召唤着文学，实践酝酿着文学，我们的文学前景是广阔的。
编辑：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改革、大力反腐，文学作品怎样把党和国家的重大举措、时代的剧烈变化写进文学作品？写作中怎么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王蒙：文学的特点往往是以小见大，以实见虚，见景生情，鉴此通彼。作家的文学感受、思维与表现方式，偏重于具体、形象、情感、个性化、个案化。问题在于作家们是不是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中去。你很难设想今天的中国人能完全过与社会无干、与党无干、与他人无干的生活，如果有这样的人，也不过是更加反衬出他们的各色。作家们能不能够更深刻、更强烈地萌生与增值对生活万象的历史感、使命感、无间感、刻骨铭心感，当然只能是作家内心的过程。同为写作者，我想说的是，读者希望有温度的作品，读者希望摸触到作家滚烫的对于人民的爱心，而不仅仅是冷僻孤傲、自恋自怜、自吹自擂、自怨自艾，乃至欺世盗名、装腔作势、迎合卖弄、低俗炒作。
编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政策方针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在文学创作中，怎么处理重大主题和党的形象的关系？怎么处理实事求是和文学创造的关系？怎么理解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
王蒙：党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作用无需论证。党在今天所面临新的历史课题。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遇着一个又一个挑战。我们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历史就是历史，使命就是使命。只有从世界的与中国的历史进展高度上，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追求向往的高度上，从体贴国情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度上看问题，我们才能回答上述问题。
文化牵连到我们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同时表达的是理想信仰、价值选择与精神理念。文学更是自然、世界、生活的人的本质化的抒写。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各有侧重的一些其他艺术流派，都有其局限，同时有为我所用的可能。当然，我们重视的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其次是浪漫主义的理想性与强烈性。
编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提升重大主题创作的积极影响？
王蒙：文学是人学。一切重大主题最终的中心是人民。文学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对幸福的追求。只要是能够触摸到时代与人民的脉搏，紧贴人心、激活爱心的光与热的作品，无分大处落墨还是细部经营，都通往“重大主题创作”。其中，那些直接反映党和国家事业、描绘我们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件、大变革、大图景的扛鼎之作、全景之作，往往再现着历史的步伐、人民的苦难、曲折的历程、辉煌的胜利，叫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中包含着入微的细节、强大的信念、行动的胆识。这样的作品中会有热气腾腾、尖锐复杂，也会有沧海桑田、惊涛骇浪，还会有情深意暖、盎然生趣。它应该是能将历史的胸怀与大师的匠心，绣花女的绵密与战士的冲锋精神结合起来的。
写作人追求的是：敏锐的与高瞻远瞩的思想，诚于中而形于外、秀于魂而惠于体的大道，对于生活的细细体察，与党与人民同心同德的体贴，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然后，写“大”也会生气贯注、笔墨风流，写“小”也会言近旨远、得心应手。总之，无往而不利。
所以，无论是有关方面的重大选题还是作家个人的探秘寻踪，重要的是作家对于家国天下父老兄弟的真情实感。“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家要的是与天地并立而三的气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是披肝沥胆、执着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写出琳琅满目，画出五光十色，奏出追魂夺魄，才配得上“重大主题”之桂冠。“重大”，不仅是题材与作品的体量，更包括笔力的遒劲、意蕴的丰厚、思考的深邃、内心的煎熬与灵魂的光耀，还有应对时代课题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与文学实力。（董阳 张珊珊）
[ 编辑： 何雯 ]
